食物,却是她有些凄厉的喊声。我宁愿永远不知道这件事。过后,没有人再提到这件事,奶奶依旧在我家,仍然梳头,仍然喝茶,仍然有时茫然着。

    我一直不解,以奶奶的体面、自尊,竟将事情做到钟爱的孩子们身上,必然的理由是:她饿。可那一点点食物果然能减轻她生理上的不适吗?当然不能。惟一的解释只能是:饥饿使她恐惧。恐惧比爱更有力量。

    出门向南穿过小巷,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就是护国寺。说是寺,有寺之名,无寺之实。所以我很久都以为护国寺不过是过去流传下来的地名。后来走得多了才突然明白,这个今天居住着上千人口,五方杂处的大院落其实就是原来的寺。

    寺的东西围墙仍然完好,只是斑驳了,很高,约有半华里长。庙的两座后门面北,之间的距离约二十米。单是这两个长度已经可以看出当年庙宇的规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两座后门打开,庙内成了行走之地,僧舍内也住了人,时间久了,寺庙就变了样。南面的护国寺街上,山门已不存,代替的是几座店铺,其中一个是花店,冬日也有半街余香。

    我常走的是庙后的西门。要抬起头来才会看到伸出的门檐上,有几乎被风尘湮灭的绿色琉璃瓦,夕照时在隔年的衰草后面闪闪地亮。后门与殿堂相连,实际是个过厅;里面比外边明显的低,可见当年香客踩踏之繁。门内有低低的石阶,甚宽。细细一想,应该是泥塑金妆的天王站立的地方,如今却空着。盛夏,须发皆白的老者在石阶上对坐下棋,老太太们路过歇脚。黄昏时突然走入,会看到台阶上留在夕阳里的糕饼点心,嘴馋的孩子也决不敢碰的。有人说,这是老人们留给庙里的“灵物”黄鼠狼的,因为庙已残破,香火不再,恐怕它无处觅食。也有人说,是“黄大仙”本身因循旧例,偷来食物救济孤苦的。两者都是美丽的故事,而庙确实残破了。

    当年香客如云的焚香散花之路已经崎岖不平,遇雨便满地泥泞。廊下僧房中住满了笑闹喧腾的俗众,门窗依旧,没有了往日的肃穆。小作坊的机器声代替了晨钟暮鼓;而应是“大雄宝殿”的所在,变成了一座电影院。门外两座石龟,驮着巨大的石碑,翘首问天,碑上盛记功德的碑文已经苍黑,湮然不可复识了。惟一留下的真迹,是西北角的“地藏殿”,殿宇宛然,偶像俱在。殿前有一榆树,因接近道路,有人经过便摸一把,摸得久了,树腰竟成了一片光滑的白色。树后遍种蓖麻,叶子肥大深绿,苍翠时阳光也照不透。出于好奇,我们常常抓住门上的铜锁,站在露出的门坎上窥探。殿内昏暗潮湿,霉味扑鼻,地藏王菩萨满身灰尘,慧目低垂。神案上除了牌位、香炉之外,还有一大堆凝了的红色烛泪,触目惊心。“文革”开始之后,这里首当其冲地成了红卫兵采取革命行动的“战场”之一。殿门打开,阳光涌入,地藏王菩萨被推下莲花宝座,在尘埃中摔得粉碎。

    宗教的脆弱,是中国的一大问题。四十年来对宗教,害处听得多,好处听得少,是宣传的一大特色。一来因其与“无神论”的主义相悖,有碍“思想统一”,二来恐其“与党争民”,所以不能容忍。其实,气度恢宏的统治者,深谋远虑,总会意识到宗教维系精神、稳定社会的好处,而加以保护。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曾经遍布禅林的北京,僧众流散,寺庙荒凉,对于我们这些革命后出生的少年来说,宗教几乎等于旧世界的代名词了。

    在这个决不完美的世界上,宗教是个去处。它使做了好事的人有地方去欣喜,做了坏事的人有地方去忏悔;失望的得了希望,绝望的至少得了安慰。信仰是文明的开始。相信,需要天真和勇气——重要的是相信本身,倒不是相信的一定要是什么。只要人尚能相信,这世界就还有救。杀死了天真和勇气,剩下的就是一群暴民了。信仰实在是人性的围墙。而在“文革”开始的最初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