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对宝石一样的眼睛,自然是红的,于是大家“呀”地一声赞叹,都不说话了。鸭子不然,一见光亮就聒噪起来,这抗议直到我们匆匆逃走才停下。找不到手电筒的时候,就由阿姨领着,一人点起一根蜡烛,穿过不矮的松墙,踽踽地去又踽踽地回来,有谁不小心遇见了鬼突然大叫一声,大家就也叫了,兴奋地奔逃。把鸭和兔放在一起,是谁的主意?长了羽毛只会聒噪不会飞的;长了一双看什么都是红色的眼睛却无法开口的,我以后明白了,不仅是兔和鸭。

    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享受住在动物园的礼遇。一九五八年,我站在幼儿园的滑梯上,手中挥舞一根系了红布条的竹竿。北京的天空中有无数这样的竹竿挥舞,配合着从铜锣直到破脸盆的敲击声。成群受惊的麻雀降落是死,不降落也是死,于是纷纷跌落尘埃,还活着就被因得胜而快乐的人群缚住翅膀,慢慢死去。终于出现了载重四吨的卡车装满了死麻雀,在街上游行的“盛况”。这一年,老鼠、麻雀、蚊子和臭虫被政府宣布为“四害”。可是能飞的并不只是麻雀,所以我弄不清在幼儿园葡萄架下看到的是一只什么鸟。它在我和一个小姑娘的注视下抽动着翅膀。“麻雀。”我说。“它还活着呢。”她说。“麻雀。害虫。”——我还弄不清虫和鸟的区别。小姑娘点点头,她知道我对,但还是在那只鸟死了之后把它浅浅地埋葬了,上面还盖了一张葡萄叶,为了第二天还能找到它。第二天,葡萄叶落了满地;又过了一天,葡萄叶都被风吹走了从那以后,我们仍然唱着那首已经没有了意义的儿歌:“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北京的天空寂寞着。有的只是养在笼子里的黄鹂,为了使人快乐而歌唱。在“大跃进”过去以后许久,我的朋友们仍然不断用气枪射击所有的鸟,我的朋友们用湿的泥巴糊住死的麻雀,扔进火堆,慢慢等待烤熟的身体。到了一九六六年,被扔进火堆的就不仅是死去的麻雀。

    麻雀被宣布为敌人,它就不再是一只鸟。它的存在即是罪恶,为了消灭罪恶就必须消灭它。而在我还弱小时已不能怜悯弱小,实在能对我日后的强壮指望些什么呢?

    差不多三十年以后,我偶然路过这所幼儿园,门上的红漆已经剥落,也许早就剥落过多少次了,兔和鸭自然也不在了。而且,幼儿园就要拆掉了。“一定要拆吗?”我问。回答是一定。这里要建一座很高的楼,容纳更多的孩子。我高兴至少这里还是一座幼儿园,又为今天的孩子们惋惜,他们再也看不到夜里的红眼睛。即使还能,他们愿不愿看,我没有把握。

    我家住在离幼儿园不远的一条胡同里。院子很大,除了门楼、影壁,还有拴马环。前清的时候,这是一座王府,后来残破了。我家住在西跨院,有围墙、走廊、两棵大槐树和一道垂花门。因为住在东厢房,夏天黄昏就很热。我和妹妹就在走廊前的空地上种些瓜豆和淡紫的牵牛花,夕照时满屋都是花影。我的童年,更亲近的是母亲。父亲总是忙,难得见到。我觉得他很严厉,也记不得他年轻时的样子。他去外地拍电影我总是很高兴,临走他拍拍我的头顶,说一句“好好念书”,我就点点头。他有时写信来,我就回一封,说一切都好。对父亲的了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从小学起,母亲就陆陆续续教我念些诗,她穿着一身淡果绿的绸睡衣,靠在院里的一张藤椅上,手里握着一卷。太阳出来,就念:“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暮春了,则是:“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逢到夜间,就会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样的功课一直持续到我可以几百行地背诵排律。母亲只要我体会,很少作意义之类的讲解,所以至今不忘。这些图画了的诗歌不能不对我日后的电影有了影响。

    我小时候贪读,读我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