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土布打哪来的？如果只有广东有，想必总是广州或是附近城镇织造的。但是谁穿？香港山上砍柴的女人也跟一切广东妇女一样一身黑。中上等妇女穿唐装的，也是黑香云纱衫袴，或是用夏季洋服的浅色细碎小花布。 □区与中环没有婴儿，所以一时想不到。买了三件同一个花样的实在无法在那三个颜色里选择一种──此外也是在这摊子上，还买了件大红粉红二色方胜图案的白绒布，连我也看得出这是婴儿襁褓的料子。原来这些鲜艳的土布是专给乳婴做衣服的，稍大就穿童装了。

    在清初「十三行」时代──十三个洋行限设在一个小岛上，只准许广州商人到岛上交易──是唯一接近外国的都市，至今还有炸火腿三明治这一味粤菜为证。他们特有的这种土布，用密点绘花瓣上的阴影，是否受日本的影响？我只知道日本衣料设计惯用密圈，密点不确定。如果相同，也该是较早的时候从中国流传过去的，因为日本的传统棉布向来比较经洗，不落色，中国学了绘图的技巧，不会不学到较进步的染料。

    看来这种花布还是南宋迁入广东的难民带来的，细水长流，不绝如缕，而且限给乳婴穿。

    我从前听我姑姑说：「天津乡下女人穿大红扎脚袴子，真恶心！」那风沙扑面的黄土平原上，天津近海，想必海风扫荡下更是荒瘠不毛之地。人对色彩的渴望，可想而知。但看传统建筑的朱栏，朱门，红楼，丹樨，大红漆柱子，显然中国人是爱红的民族。 ──虽说「大红大绿」，绿不过是陪衬，因为讲究对称。几乎从来没有单独大块的绿色的──但是因为衣服比房舍更接近个人，大红在新房新妇之外成了禁条。

    当时亲戚家有个年纪大的女仆，在上海也仍旧穿北方的扎脚袴。 「老李婆的扎脚袴尿臊臭，」我姑姑也□□这笑话。老年人本来邋遢，帮佣生涯也一切马虎，扎脚袴又聚气。北边乡下缺水，天又冷，不大能洗澡。大红棉袴又容易脏，会有黑隐隐的垢腻痕。也许是尿臊臭的联想加上大红袴子的挑逗性，使我姑姑看了恶心。

    唐宋的人物画上常有穿花衣服的，大都是简化的团花，可能并不忠实复制原来的图案。衣服几乎永远是淡赭色或是淡青，石青，石绿。当然，这不是说这些冲淡的色调不是适合国画的风格。从来没有。是否是有一种不成文法的自我约束？

    中国固有的丝绸棉布都褪色，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在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穿褪色的衣服，正如韩国的传统服装是白色，因为多山的半岛物产不丰，出不起染料钱。中国古画中人物限穿淡赭，石青，石绿，淡青，原来是写实的，不过是褪了色的大红大绿深青翠蓝。中国人最珍爱的颜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红男绿女」──并不是官员才穿大红袍的。后人作画墨守成规，于是画中人穿那种冲淡的颜色。

    明末清初冒辟疆在回忆录中写董小宛「衣退红衫」观潮，众人望之如凌波仙子。我一向以为「退红」是最淡的粉红，其实大概也就是淡赭色，不过身为名妓，她当然只穿新衣，是染就的淡赭红，穿着更亭亭入画。

    倒不是绘画的影响，而是满清入关，满人不是爱红的民族，清宫的建筑与室内装修的色调都趋向苍□，上行下效，一方面物极必反，汉人本来也已穿厌了「鲜衣」。有这旬谚语：「若安占，须带三分孝。」白娘娘如果不是新寡，也就不可能一身白，成了她的招牌。 里的妓女大都穿湖色，也有穿鱼肚白，「竹根青」（泛背的淡黄褐色）的；小家碧玉赵二宝与她哥哥都穿月白。书中丧礼布置用湖色月白。显然到了晚清，上海的妓院与附近一带的小户人家已经没这些忌讳了。

    鲜艳的色彩只有保守性的乡农仍旧喜爱，沦为没有纪录的次文化。此外大红大绿只存在于婚礼中，而婚礼向来是古代习俗的废纸篓，「儿女□□□」中安志节的考据，也都是当时已经失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