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一次大打包。房东太太有个亲戚要回去，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太，可以替他们带东西。她丈夫像牛仔表演捉小牛，用麻绳套住重物，挣扎得在地板上满地滚。房东太太烤了只蛋糕，又炖了一锅红烧肉。

    「锅他们也用得着，」她说。

    「一锅红烧肉怎么带到上海？」我说。

    「冻结实了呀。火车像冰箱一样。」

    她天亮就起来送行，也要帮着拎行李通过罗湖边境的检查。第二天她一看见我就叫喊起来：「哈呀！张小姐，差点回不来喽！」

    「嗳呀，怎么了？」

    「吓咦呀！先不先，东西也是太多。」她声音一低，用串通同谋的口气。 「也是这位老太，她自己的东西实在多不过。整桶的火油，整箱的罐头，压成板的咸鱼装箱，衣裳被窝毯子，锅呀水壶，样样都有，够赔嫁摆满一幢房子的。关卡上的人不耐烦起来了。后来查到她皮夹子里有点零钱，人民票，还是她上趟回来带回来的，忘了人民票不许带出来的。伙咦！这就不得了了。『这是哪来的？哈？』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找上我了：『你是什么人？啊？你跟她是什么关系，哈？你在这干什么，啊？』」房东太太虎起一张孩儿面，竖起一双吊梢眼，吼出那些「啊」「哈」。 「嗳呀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来送行的──心里嚜一直急得要死。」她皱着眉啧的一声，又把声音一低，窃窃私语道：「这位老太有好几打尼龙袜子缝在她棉袍里。」

    「带去卖？」

    「不是，去送礼。女人穿在长袴里。」

    「──看都看不见！」

    「不是长统的。」她向她小腿上比划了一下。 「送给干部太太。她总喜欢谁都送到。好能干呵，老太。她把香港拍的电影进口。给高干看的。要这么些钱干什么？哈？七十岁了，又没儿女，哈？」她笑了。

    这时候正是大跃进后大饥荒大逃亡，五月一个月就有六万人冲出香港边界。大都是邻近地带的乡民。向来是农民最苦，也还是农民最苦。十年前我从罗湖出境的时候，看见乡下人挑着担子卖菜的可以自由出入，还羡慕他们。我们火车上下来的一群人过了罗湖桥，把证件交给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拿了去送到个小屋去研究，就此音信杳然。正是大热天，我们站在太阳地里等着。这香港警察是个瘦长的广东靓仔，戴着新款太阳眼镜，在大陆来的土包子眼中看来奇大的墨镜，穿的制服是短袖衬衫，百慕达短袴，烫得折痕毕挺，看上去又凉爽又倔傲，背着手踱来踱去。中共站岗的兵士就在我们旁边，一个腮颊圆鼓鼓的北方男孩，穿着稀皱的太大的制服。大家在灼热的太阳里站了一个钟头之后，那小兵愤怒地咕噜了一句，第一次开口：「让你们在外头等着，这么热！去到那边站着。」他用下颏略指了指后面一箭之遥，有一小块阴凉的地方。

    我们都不朝他看，只稍带微笑，反而更往前挤近铁丝网，仿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但是仍旧有这么一刹那，我觉得种族的温暖像潮水冲洗上来，最后一次在身上冲过。

    我学生时代的香港，自从港战后回上海，废学十年，那年再回去，倒还没怎么改变，不过校园后面小山上的树长高了，中间一条砖砌小径通向旧时的半山女生宿舍，比例不同了，也有点「面熟陌生」。我正眼都没看它一眼，时间的重量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只觉得那些拔高了的小杉树还有点未成年人的伶仃相，一个个都是暗绿的池中暗绿的喷泉向白色的天上射去，哗哗地上升，在那一刹那间已经把我抛下很远，缩小了而清晰异常，倒看的望远镜中人，远远的站在地下。没等这画面成形，我早已转身走开了。

    这次别后不到十年，香港到处在拆建，邮筒半埋在土里也还照常收件。造出来都是白色大厦，与非洲中东海洋洲任何新兴都市没什么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