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世界，最苦恼的人是胡乔木。因为他想问题总是从第一度想起，直想到一百八十度，往往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自相矛盾，苦恼不堪。”乔木同志想问题确会这样认真负责。但是我觉得他到我家来，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会儿。他是给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他曾叫他女儿跟来照相。我这里留着一张他痴笑的照片，不记得钟书说了什么话，他笑得那么乐。

    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可以随便来我们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钟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钟书感到惭愧。

    我译完《堂·吉诃德》。外文所领导体谅我写文章下笔即错，所以让“年轻人”代我写序。可是出版社硬是要我本人写序。稿子压了一年也不发排。我并不懂生意经。稿子既然不付印，我就想讨回稿子，以便随时修改。据说这一来出版社要赔钱的。《堂·吉诃德》就没有序文而出版了。后来乔木同志责备我为什么不用“文革”前某一篇文章为序，我就把旧文修改了作为序文。《堂·吉诃德》第二次印刷才有序文。

    《管锥编》因有乔木同志的支持，出版社立即用繁体字排印。钟书高兴说：“《管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三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四个字的题签，咱们交换。”

    我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

    他说：“留个纪念，好玩儿。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我们就订立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我们的阿瑗周末也可以回到父母身边来住住了。以前我们住的办公室只能容他们小两口来坐坐。

    一九七八年她考取了留学英国的奖学金。她原是俄语系教师。俄语教师改习英语的时候，她就转入英语系。她对我说：“妈妈，我考不取。人家都准备一学期了，我是因为有人临时放弃名额，才补上了我，附带条件是不能耽误教课。我没一点儿准备，能考上吗？”可是她考取了。我们当然为她高兴。

    可是她出国一年，我们想念得好苦。一年后又增加一年，我们一方面愿意她能多留学一年，一方面得忍受离别的滋味。

    这段时期，钟书和我各随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几次。钟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后，我曾出国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详尽地记下家中琐碎还加上阿瑗的评语附识。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我们称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我们偶然出门一天半天，或阿瑗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带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时搬出来观赏玩弄。平时家居琐琐碎碎，如今也都成了“石子”，我把我家的“石子”选了一些附在附录三。

    我们只愿日常相守，不愿再出国。阿瑗一九九O年又到英国访问半年。她依恋父母，也不愿再出国。她一次又一次在国内各地出差，在我都是牵心挂肠的离别。

    一九八二年六月间，社科院人事上略有变动。文学所换了所长，钟书被聘为文学所顾问，他力辞得免。那天晚上，他特别高兴说：“无官一身轻，顾问虽小，也是个官。”

    第二天早上，社科院召他去开会，有车来接。他没头没脑地去了，没料到乔木同志忽发奇想，要夏鼐、钱钟书做社科院副院长、说是社科院学术气氛不够浓，要他们为社科院增添些儿学术气氛。乔木同志先已和夏鼐同志谈妥，对钟书却是突然袭击。他说：“你们两位看我老同学面上……”

    夏鼐同志已应允，钟书着急说，他没有时间。乔木同志说：“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钟书说：“我昨晚刚辞了文学所的顾问，人家会笑我‘辞小就大’。”乔木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