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饿得大人病倒小人哭。媳妇一咬牙，将自己换了一担白薯，给公公婆婆磕个头，就背上一岁多的儿子，嫁到秦岭山区一户不能生育的人家去了。老头儿留下白薯给病妻，牵着这对一胞双胎的孙女儿，沿铁路一线直讨饭到重庆。

    祖孙三人各有一条干粮袋，讨得食物，尽量省出点儿蓄进袋里准备背回陕西过冬。我翻翻老头儿的干粮袋，见些晒得缩成拇指大小的白薯干，红红绿绿的馒头干——想来不是用土茯苓就是用榆树叶磨了浆合面做的，还有些玉米颗，他又将我和云娃子给的米掺了两把进去，但那条干粮袋依然空荡荡剩出大半截。他两个孙女的袋子，还什么也没有装上哩。

    当天晚上，我和云娃子半夜三更溜出家门，翻墙进了师范学校，趟过一排木栅栏下的蓄水池，钻进厨房偷吃的。大蒸笼里剩看半圈冷馒头，我们只敢抓出3个，怕偷多了被人发现，回家藏在书包里，翌日送去给那吹箫的老头。看着两个小姑娘吃馒头，看着吹箫老头将馒头一小坨一小坨掰开晾晒，我和云娃子强忍着不当他们的面咽口水。一转身，两人就豪情万丈大唱着《洪湖赤卫队》中“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的歌子离开缆车站，自觉成了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江湖英雄。晚上又结伴再去偷。

    几天之后，老头千恩万谢道别，说翌日要携同孙女上列货车回陕西。我和云娃子就拿了两个女孩的干粮袋，准备去偷些米给他们上路。

    谁知我们刚从水池爬上厨房，就灯光大亮，被早已埋伏好的炊事员抓获。我们俩就被水淋淋押回红房子。

    我根本无颜看父亲的脸。师范学校的两位老师还没把话说完，父亲就从门口抓过我重重摔去。跌倒时，我的头碰在饭桌尖角上，立即血流如注。师范学校的老师惊呼着一个挡住我爸一个抱起我。外婆闻讯扶张竹凳用只尖尖小脚踅出小厅问原委。是平生第一次，我有机会在父亲面前为自己申辩，就从那老师臂弯脱出，也不敢去捂头上的伤处，一面任由鲜血顺额流染了衣领染前襟，一面用广州话结结巴巴对外婆说那吹萧老头的家事。

    正说着，满脸鼻血的云娃子也被他爹押到我家来了，身后也跟着两位师范学校的老师。云娃子他爹郭伯伯因为营养不良已经双脚水肿，走起路来有点慢，不过打起儿子来照旧狠恶。郭伯伯押他儿子来对口供：因为云娃子一口咬定说我们俩谁也没吃过偷来的馒头。

    我对郭伯伯说，我和云娃子只是对着每个馒头拼命深呼吸拼命深呼吸，但从没揪来吃，因为我们认为哪怕只要忍不住馋舔一下馒头的皮，就算不得剑仙侠客的行为了。

    爸爸一句一句用广州话将我说的译给外婆听。外婆听完面如止水，摇摇头不准父亲搀她，依然扶着竹凳重回自己房间。剩下那堆大人，就看看我和云娃子，又互相看来看去。

    突然两个老军官就要拿出粮票和钱赔馒头，4个当老师的就连连摇手说：“算了算了，又不是小家伙吃的！”后来也不知到底赔了没有，因为我爸爸突然瞪了两个孩子一眼喝道：“还不滚出去裹伤！”云娃子就赶紧伸手捂住我的头，我俩就血糊糊湿漉漉，转身穿过八角厅向我的小房间走去——因为那儿棉签绷带跌打药酒镇痛膏应有尽有，都是我自小用惯用熟的。

    这是爸爸最后一次打我。不过，他作出这种决定时，已经是一周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