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得了20斤全国粮票当聘礼留给父母，维持了一段日子。那时乡下的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却继续一片一片地饿死人。那时国家主席已从毛泽东换成了刘少奇，就向国人提出“房前屋后，种瓜点豆”，以替代昂贵如金的粮食。虽然各家农户都办了块自留地，但那对早已饿得歪歪倒倒的江家父母没有力气种瓜点豆，只好依然吃一种灰白色的泥巴，四川人管那叫“观音土”。江阿姨的爸爸妈妈吃观音土吃得眼睛肚子越来越大，胳膊腿杆越来越细。那爹爹被邻居抬去医院又抬了回屋——医生说也不用吃药，吃些米呀面的就自然会将条命根吊回来。抬回家时碰上杜伯伯，杜伯伯就往江家送了米呀面的，还叹口气，第二天就开始在江家的房前屋后锄地翻土种起瓜，点起豆来。

    杜伯伯也在江家邻居，是从外地到这儿结婚的入赘女婿，在镇上肉铺子当屠夫。几个月前，他有天下班回来，却全家大小连岳父岳母加上老婆和4个孩子都吃错一种小草蕈，死绝了。

    江阿婊决定嫁给杜伯伯。她跟我妈说，她母亲觉得欠下杜伯伯救命之恩无法回报，就想让杜伯伯不再过单身寡佬的日子；再说江家，也不能没人种瓜点豆。江阿姨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说她不忍眼看着父母饿死，也不忍拿两个老人来拖累罗叔叔：“小罗年青，有大好前途，不可以让他工人不当当农民呀！”

    于是，江阿姨就带了小江，跟杜伯伯回乡下结婚去了。

    江阿姨刚走第二天罗叔叔就来，因为下一天是个节日，工厂中午就放了假。他兴冲冲敲门，像往常那样手中托着一纸袋绿豆进来，却见到新奶妈正给小弟喂奶。当时爸爸妈妈都还未到家，我就惊慌失措，但还是硬着头皮带罗叔叔去我的房间，交给他江阿婊留下的信，还有那双妈妈从广州买回的女式皮鞋。

    罗叔叔看完信半天说不出话。我干干地站在一旁不敢走开，也不知讲什么好。

    过了很久很久，罗叔叔终于开口，问我要针线，要一大一小两块布缝口袋。我跑去叫我妹妹帮忙。他说他自己来，就坐在我的书桌边，用毛笔工工整整写好江阿姨父母的名字和乡下的地址，然后用那双骨节很分明的大手。笨笨地穿针引线，笨笨地缝一个袋子装鞋缝一个袋子装绿豆。他用断了3根针，把手指扎出些小血珠。他的眼泪一滴一滴，滴在装了那双女式皮鞋的布袋，然后又一滴一滴，滴进装满绿豆的布袋。他就那样一声不吭地缝着缓着，好像在缝他的心。

    窗户不知什么时候，已挂满一帘夕阳。重庆那种特大的火云，把天空铺得又热烈又缤纷。云朵云团不断变幻着形象忽如驯羊，忽如猛狮，忽如渊停岳峙，忽如川泻涛翻，我的心绪却如一堆乱麻，只牵了妹妹的手站着发呆。妹妹忽然说：“小罗叔叔，我看杜伯伯的样子会对小江很疼爱的。”小罗叔叔就点点头，依然默默缝呀缝。他的身影越来越暗，被满天的辉煌远远衬了，如同一尊铸铁的雕像，显得又孤独，又悲哀，又坚强。

    重庆市区街头也开始出现饿殍了。

    红房子人人嗅觉都变得异常灵敏。只要逢肉香从厨房飘出，就有女人和孩子从自家门里走向八角厅。也许这儿聚居的毕竟是军人与军人的家属和后代，人们的共性就很是粗豪率直。尽管老军官们意志坚定不肯放弃尊严，家属和孩子可不管那一套，立了在厅里，一面深深呼吸着谁家锅里的肉气，一面高高兴兴叹息道：“好香，嗯嗯，好香好香！”因为肉都用来熬汤喝，并且尽量多放水，熬久点，所以香味飘飘的时间就可以持续很长，不同炒，一两分钟就完事。大家都不炒肉，因为炒过的肉会缩水，就既不经嗅，也不经看，更不经吃了。而且，肉是越肥越宝贵，甚至儿歌就唱起肥猪肉来。

    记得有首老老的法国小调，不知由哪位留学巴黎的前辈将它唱回了中国：毛主席领导农民闹革命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