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者在奖状上就被写成‘先进工作者”了。

    那会儿的先进工作者是不给钱的，但会得到一张道林纸印的奖状。得了奖状的人，就用饭粒拴在它的四角，高高粘在墙上，就成了这人和这家的骄傲。来客见了，立时满脸敬重，都会停足细细欣赏那份印得十分简单也写得十分简单的奖状。往往在那种时刻，主人眼中就流动着一种含蓄得很的自信，远胜于当今在家因眩耀有瓶路易xiii法国酒的主儿。

    那时，各所学校也要每年两次评好学生，也发奖状。我家墙上从来没贴过我的奖状。老师们开玩笑说：“如果仅以工作量来衡量，钟丽丝这匹害群马都可以称为斯达哈诺夭式学生了。可惜这野马总跑不上正道！”不过政治老师却很喜欢我，说是“有性格的孩子才是可以教育的孩子。”

    我的政治老师戴副透明的白色胶框眼镜，连走路都在读书。他血气方刚，讲起课来很狂热，那语气那手势，让人觉得他巴不得将我们的头盖骨揭开以便将富国强民的主张一勺子就填进我们脑袋里。一上他的课我就很兴奋，于是我就加倍努力学习政治，放了学还翻爸爸的书看。爸爸有种《时事手册》的刊物，讲的全是政治事件。虽然我看了如堕五里云雾般稀里糊涂，但依然坚韧不拔，硬是生吞活剥地强记一些内容。比如说新中国建立后实行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比如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1951年5月10日在北京签定的；记住了到1952年9月为止完成土改的农业人口已占全国农业人口的90％以上；同年初，又对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还记住了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在1955年10月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总而言之，记住了一个小孩绝不会感兴趣的东西——我这样感兴趣地做，除了觉得这是为国为民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觉得不该辜负老师的知遇之恩。因为他说他不但自己要努力成为新中国的政治家，还要把我培养成政治家。我也很愿意长大成为政治家、不过，我始终也没有当成政治家。他也没有，他变成了一个右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