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亚洲”一词的源起，希腊的地理学者早在2000年前就争辩不休。有人认为Ereb，即“黑暗”，是小亚细亚水手对日落的西方的叫法；Aeu，即“辉煌”，是水手对日出的东方的叫法。这个说法看上去也并不比其他的说法高明多少。不过，到了今天，继续进行这场争辩已无半点价值了。

    欧洲大陆的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并不是世界的中心，认识到他们的家园不过是辽阔无垠的大地上的一个小小的半岛，这到底从什么时候起呢？又是以什么方式呢?这才是更值得人类关注的问题。在一片广袤的大陆上，居住的人口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欧洲，而且，大部分人的文明程度远远比欧洲高。当特洛伊的英雄们手持原始的武器互相搏杀时，而他们使用的这些史前“兵刃”，早就被智慧的中国人当做了陈年古董，摆进了博物馆的陈列室。

    第一个去亚洲的欧洲人一般都认为是马可·波罗，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在马可·波罗之前，早就有人去过亚洲了，只不过对那些人的具体情况，我们所知极少。地理学的发展往往如是：引导人们去了解亚洲的地理是战争而非和平。希腊人因同大洋对岸的商业贸易往来而熟悉了小亚细亚；同样，欧洲人因特洛伊战争而加深了对亚洲的认识；在欧洲人地理知识的拓展上，古波斯王国的三次大规模西征更是功不可没。希腊之于波斯的价值超过西印度群岛之于移兵荒野、进攻迪凯纳堡的布雷多克将军的价值吗（迪凯纳堡，一个战略要地，位于今美国匹兹堡，1754年法国人兴建，1758年为英国人夺走。爱德华·布雷多克，1695—1755，1754年被任命为驻美洲的英军司令官———译者注）?我有点怀疑。200年之后亚历山大大帝“回访”亚洲，这次回访已不再是纯粹的军事行动了，对绵延在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的那片大陆，欧洲人第一次有了客观的了解。

    由于自高自大，罗马人无法真正对“外面的”世界感兴趣，只是为了维持他们在罗马老家纸醉金迷的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们才尽量去奴役一切可奴役的国家，榨取被奴役者的税赋。而对这些罗马主子来说，那些芸芸的被奴役者是一点意义也没有，只要他们老老实实干活筑路，缴纳捐税，罗马主子就默许他们随心所欲地打打闹闹、生生死死。那些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罗马人甚至从不劳心费力地去弄明白。假如他们在那些地方的统治出了问题，他们就派出军人，用暴力来重建和平，靠屠戮来恢复秩序，当一切回复了平静，他们又继续去享自己的福了。

    本丢·彼拉多（公元1世纪罗马驻犹太和撒马利亚地区的总督。《圣经》“福音书”中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在他的统治时期内———译者注）只是一位典型的罗马殖民地统治者，既不恃强凌弱，也不软弱无能。他统治下的罗马殖民地“井然有序”。对殖民地的民众，他巧妙地做到了不管不顾、不理不睬，得到了罗马家乡人的高度评价。偶然之间，诸如马克·奥勒留之类的怪人坐上了国王的宝座，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就遣派外交使团出访神秘的远东地区。当使团返回罗马，讲述所见所闻，奇谈怪事，却只是博来一时的轰动。对这样的陈词滥调，罗马人很快就听腻了，于是又天天坐进了圆形剧场，观看那些动人心魄的演出。

    由于十字军的东征，欧洲人就对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略微有了了解，但在他们心里，死海的东岸仍然还是人类世界的终点。

    并非严肃认真的“科学”探险，而是一位穷酸的作家，让欧洲人最终意识到了亚洲的存在。这是一位梦想一夜成名的雇佣文字匠，他在一本书里描绘了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国家。

    马可·波罗的爸爸和叔叔都是威尼斯商人。他们因商业贸易而同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汗沾上了边儿。正好忽必烈汗是一个非常睿智的大汗，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