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坐在大门上,然后又爬树
皮皮、汤米和安妮卡坐在威勒库拉庄外面。皮皮坐在院子门这边柱子上,安妮卡坐在院子门那边柱子上,汤米坐在院子门上。这是八月底一个温暖的美好日子。院子门旁边那棵梨树把它那些树枝远远伸出去,低低垂下来,孩子们不花什么力气,坐在那里伸手就能采到最熟的金黄色八月梨。他们又啜又啃,把梨的子儿吐到街上。
威勒库拉庄正在小镇和乡下交界的地方,马路也正好在这里变成乡村大道。镇上的人喜欢到威勒库拉庄过去一点的地方散步。因为那里的景色最美了。
三个孩子正坐在那里吃梨,一个小姑娘沿着从镇上来的路走过。她看见他们就停下来问:
“你们知道我的爸爸打这儿走过吗?”
“不知道,”皮皮说,“他什么样子,长着蓝色的眼睛吗?”
“不错。”小姑娘说。
“戴黑帽子穿黑鞋吗?”
“不错,一点不错。”小姑娘赶紧说。
“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一个没见到。”皮皮斩钉截铁地说。
小姑娘很失望,一声不响地走了。
“喂喂喂,”皮皮在她后面叫,“他是个秃顶吗?”
“不是,他头一点也不秃。”那小姑娘生气地说。
“他倒运气。”皮皮说着吐了一颗梨子儿。
那小姑娘急急忙忙往前走,皮皮又叫:
“他有一对超级大耳朵吗,一直搭拉到肩膀上的?”
“没有,”那小姑娘说,接着吃惊地转过身来,“你是说你见一个人走过,摆动着他那么大的一对耳朵?”
“我没见有人走过摆动着他的耳朵,”皮皮说,”我只知道人人走路都摆动腿。”
“嗨,你真傻,我是说你是不是见有人走过,长着那么大的一对耳朵。”
“没有,”皮皮说,“没有人会长那么大的一对耳朵。哈,那太荒唐了。像个什么样子呢?是人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耳朵。”
“至少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她想了一下又补充说,“在中国就不同,有一个。有一回我在上海见过一个人,耳朵大得可以当雨披用。下雨他就钻到耳朵底下,又暖和又舒服。啊,这真是个快活好时光!我当然说的是那个人。要是天气太坏他还请朋友和认识的人到他的耳朵下面来搭起帐篷。外面劈劈啪啪下瓢泼大雨,他们安坐在帐篷里唱他们伤心的歌。因为他有这么一对耳朵,大家都喜欢他。他的名字叫海上。你真该看看海上早晨跑去上班的样子,他晚上不肯睡,所以早晨总是到打钟上班才赶到。他跑着的时候,后面张开两只耳朵,就像两张黄色的大船帆,你真想不出有多好看。”
那小姑娘早就停下来站在那里听皮皮讲话,这时听得嘴都张大了。汤米和安妮卡连梨都忘了吃。他们只顾着听她讲。
“他孩子多得数也数不过来,最小一个的名字叫彼得……”皮皮说。
“不对,中国小朋友的名字不叫彼得。”汤米插进一句。
“他太太也这么跟他说。‘中国小朋友的名字不叫彼得,’她跟他说了。可海上这个人的脾气天下第一倔,他说这孩子要嘛取名叫彼得,要嘛连名字都不要。说着他坐在墙角里,把耳朵拉过来蒙住脸发脾气。他太太当然只好算了,因此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彼得。”
“噢,真的吗?”安妮卡说。
“这是全上海最可怕的孩子,”皮皮说下去,“他吃东西那么麻烦,他妈妈头都疼了。你大概知道吧,中国人吃燕窝?他妈妈就坐在那里,捧着一盘燕窝喂他吃。‘来吧,小彼得,’她说,‘咱们为了爸爸吃一大口,’可彼得只是闭紧嘴唇摇头。最后海上气得说了,他要不为爸爸吃掉这燕窝,就再不弄东西给他吃。海上说到就一一定要做到。因此这个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