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的影响大概与达尔文的影响而不是牛顿的影响更为相似。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把人们对他的革新的敌意与类似的人们对哥白尼思想和达尔文思想带有敌意的反应进行了比较，他就是根据他个人的痛苦经历和他对历史的长期考察进行著述的。也许，爱因斯坦革命所引起的，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知识界最大的轰动。当然，大部分人并不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新的相对论物理学为意味着quot;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quot;这样一种广义的相对主义提供了依据，对于宗教、伦理和道德方面的quot;绝对quot;信仰而言，不再有什么可以站得住脚的标准了。

    1973年，在牛津的一次赫伯特·斯宾塞讲座上，卡尔·波普尔对科学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作了区分，这种区分还是很有用的。在他看来，一个是quot;一种新的理论合理地推翻一种已被确立的科学理论，quot;另一个则包含着quot;对于思想意识（甚至那些把某些科学结果掺入其中的思想意识）社会给予保护或社会予以承认的所有过程。quot;quot;哥白尼革命和达尔文革命quot;说明了究竟是怎样quot;一场科学革命引起一场意识形态革命quot;的，从而也就例释了科学革命在什么情况下可能有着不同的quot;科学的quot;和quot;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quot;（1975，88）。革命这两个方面最令人感兴趣的大概是，一场革命也许在科学中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其构成中却没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场论物理学的引入，这项工作大部分是由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完成的，它使物理学基础发生了全面的革命，而且从根本上取代了物理学的牛顿基础，它牢固地根植于有心力这一概念之中，并且为相对论物理学开辟了道路。尽管从那时起每一位物理学家都意识到，这一学科已经发生了极为根本性的转变，但是，在对经典物理学的这种大胆的改造中，却不含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分。量子力学，quot;物质理论的历史中一次最为根本性的科学革命quot;（波普尔，1975，90），也是如此。量子力学革命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分，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并没有像几年以前的相对论那样抓住公众的想象力，这些事实使物理学家们长期感到困惑不解。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在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分子生物学革命中，也并未含有任何惊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分。

    社会上对科学革命的第二种敌意，也许可以说是对科学的成果和应用的一种反应，而不是对科学本身的一种反应。由于许多民用技术和军用技术的迅速进步都是由新的科学或科学革命导致的，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倾向，即把科学和技术看作是同一回事，甚至有人认为科学应对技术负责。这并非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在大萧条期间，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革新速度过快的增长，被认为应对所谓的因技术发展而导致的失业负责，以致于一度出现了一种quot;暂停科学quot;的要求。我们已经看到，对我们时代耗资巨大的空间计划，有些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这样一些人的反对尤为强烈：他们宁愿看到公众的钱花在改善我们的城市条件或从事其他的社会慈善事业上，而不愿把这些钱花在更新我们对太阳系和宇宙其他部分的知识上。而且，对于那些以最新的生物学发现和物理学发现作为其技术基础的武器，许多人已经表露出了一种显而易见的强烈关注。我们周围那些善良的女士和先生们，将会谴责污染和其他的环境恶化方面的现象，而且——也许对，也许不对——把这些恶果归咎于作为技术革新之主要动力的科学。还有如此之多的人认为，科学发展所经过的革命并非是乐善好施之举，而且对于quot;人类的条件quot;来说并不意味着真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