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像概率和统计学一样，已经对科学的思维和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为世界气象学提供的那些新的计算机模型就是一例。这就是说，伽利略通过望远镜使数据发生的变化，是需要放弃传统的理论并接受新的理论的，可是，它们对理论与实验数据的相关方式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概率的引入导致了一种新的理论——事实上这是一门新的科学，在这种理论中，因果-一对应的传统基础被一种统计的基础取代了。计算机的使用也是如此，因为逻辑上相关的命题和形式数学陈述已被综合的计算机模型取代了。

    除了新以外，科学中的革命与社会政治革命都具有的另一个特点是改宗现象（有关改宗问题的讨论见本书第30章）。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科学改宗者的革命热情。1596年，在《宇宙的奥秘》（1981，63）一书初版的前言中，开普勒描述了他改信哥白尼天文学所经历的几个阶段，对这个问题，他在该书的头两章又进行了详述。他相信，上帝已经给他指明：哥白尼体系为什么会创造出来，它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为什么只有6颗行星而quot;不是20颗或100颗quot;行星，以及为什么这些行星位于它们各自的轨道上，为什么它们有着它们所显示出的那样的速度，等等。以后，他用我们今天所说的开普勒第三（或和谐）定律进行了解释。可是在1596年，他正在着手证明的是，创造了世界并且管理着宇宙的秩序的上帝，早已考虑到了quot;自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时代以来为人们所知的5种规则的几何体。quot;后来他写道，他对哥白尼的日心说体系怀有quot;这样一种敬意：既然我已经在我的内心深处证实它，而且，既然我注意到它具有无可置疑和令人欣喜若狂的完美特点，我就应该当着我的读者们的面竭尽全力为它辩护。quot;

    政治革命与科学革命的比较并不限于热情这类内在因素的范围。例如，每一场政治革命都有一系列的与接管权力机构有关的武力活动，这是它们的主要特点。查默斯·约翰逊（1964，6）则明确地指出，quot;那些并非由改变体制的暴力行为而引起的quot;剧烈变革，quot;就是其他形式的社会变革的例子。quot;虽然人们通常也许不会认为科学革命中包含着暴力活动，但是，科学中许多伟大的革命业已显示出了一种与实际推翻一个政府相类似的活动模式。在一场科学革命中，往往会有一系列这样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可以获取对科学界和教育部门等的控制，并控制住科学院、科学实验室以及那些负责政策制定、财力分配的重要的科学委员会中的权力宝座。这一点在苏联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李森科革命中可以看到，在这一革命过程中，正统的（西方的）遗传学的势力被击溃了。李森科及其追随者控制了苏联科学院的遗传学部门和农业实验站系统。他们重写了教科书以适用他们那些新的非正统的观点，而且，他们还对整个遗传学的教育和实验系统作了重新安排。这些革命者把所有拒绝恪守这条新的革命路线的遗传学家甚至科学院院士从其岗位上赶走了。苏联很有影响的遗传学家N．I．瓦维洛夫虽是苏联科学院院长的兄弟，但也销声匿迹了；事实上，1943年他去世的时候，并没有发表官方的讣告来说明他在集中营的最后岁月和最终死在集中营里的详细情况和具体的日期。

    在2O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纳粹党人不仅把犹太人免了职，而且还批准进行一场革命运动，去清除德国科学界中的quot;非雅利安人quot;或过多的理论思维的污痕。这场运动的两个领导者就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菲利普·勒纳德和约翰尼斯·斯塔克。在希特勒的统治下，斯塔克试图整顿并扩展德国的物理学界，但是他受到了以麦克斯·冯·劳厄为首的一些勇敢而正派的人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