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的社会，从要自我保护这个意义上讲，本质上都是保守的），对科学中的革命活动的容忍程度已经并不单单限于容许其他形式的精神或艺术的创造性成就的存在，它们甚至还对其予以鼓励，这真是一种自相矛盾而且令人费解的现象。然而，一个有着极为激进的政治、社会或经济观点的男人或女人，就有可能遇到障碍（特别在涉及到就业问题上时更是如此），这些障碍会对正常的前途的发展产生妨碍作用，而且，这种人，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甚至有可能会遇到法律或国家的压制，不过，对于科学家来讲，一旦他或她最激进的观点取得成功，那就会获得特别的荣誉。科学是一种特殊的事业，在这种事业中，革命活动已经制度化了；这种系统不仅承认独创性并赋予它很大的价值（正如R．K．默顿告诉我们的那样），而且还给予成功的革命者大笔奖金并在社会方面给予报答。在文学、艺术或音乐领域中，极端的激进分子会被当作是先锋派的成员，而且他或她的观众、听众或读者有可能寥寥无几；与科学相比，这些创造性领域对于革命者既没有报答、奖金，也没有荣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诺贝尔奖金定期地奖给那些做出过业已变得十分重要且确实具有革命性的贡献的科学家，但在文学界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奖励来奖赏那些有着类似的重要性和革命性且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家，如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亨里克·易卜生，马塞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或弗吉尼亚·沃尔夫等。

    社会之所以愿意支持和奖励革命性的科学，甚至支持和奖励某种极端的通常难以理解的科学，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对于实际利益的期望是经常不断的，例如，希望生活得更健康更长寿，希望有更好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条件，有新的得到了改进的人造纤维，希望有效率更高的农业和加工业，希望日常生活中有更多的方便，国防事业中有更为完善的设备，如此等等。过去半个世纪的经验一次又一次生动地证明，越是富有创新性和革命性的科学，其实际应用的意义也就越为深远，影响也就越为广泛。

    对科学革命的预见

    尽管每一位科学家都会对即将来临的革命有所意识，但是，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普编的迹象可以告诉科学领域中甚至最为敏锐的观察家，下一场革命将在那里发生、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即使最有才华的科学家也无法精确地预见他们自己将会引起什么样的革命。（这正好与政治革命者或社会革命者形成了对照：政治革命者或社会革命者都有一个事先制定好的纲领，因而能把其革命活动对准精心确定下来的目标。）

    在科学中之所以无法准确地预见革命将在哪里发生或它将由什么构成，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同的科学彼此都可谓是quot;艺术quot;。在一个领域中某项不可预见的革命性革新，也许会为某个别的领域提供手段，从而导致该领域取得惊人的进展。这是因为，某一科学领域中的革命性进展，往往依赖于其他科学领域中的革命，这种不可预见性是快速地按指数增加的。分子生物学的兴趣就是一个例子，尤其是DNA结构的阐释，它需要利用物理学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技术——X射线晶体学。由于技术中最为迅速的变革往往来自基础科学中那些无法预见的革命，因而在技术的预测方面，尤其是对于技术领域中即将来临的革命的预测，也就有了一种按指数增长的不确定性。计算机科学家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在本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计算机这门新兴专业的一位大专家曾预见说，只要有六、七台计算机就能满足美国未来的需要了，再多几台就能满足整个欧洲的需要了。尽管当时的计算机十分庞大，但最终表明，这个数字还是太小了。这位不知名的预见者难以预测到，在未来，一系列的革命（如固体物理学中的革命那样）竟然能完全改变计算机的大小、性质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