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D制造业中，每一个曾经研究过音乐光盘容量的人都胆怯地、也是可以理解地把这个问题当作只是音频领域的问题，就好像传真完全属于图像领域一样。霍利的想法则恰好相反，他认为弹奏的手势就如同乐器数字介面，而且两者都更接近美国信息互换标准代码。事实上，乐谱本身是一种更简洁的音乐表现形式（公认分辨率很低，而且不会因为人的诠释而产生表现上的差异）。

    通过寻找信号中的结构和信号产生的方式，我们已经穿过了比特的表面而进入到它的内部，发现了图像、声音或文本的基本构件。这是数字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

    传真机是一大灾难假如25年前，计算机科学界对今天电脑能看得懂的新文本比例作一个预测的话，他们预估的数字可能会高达80％或90％。直到1980年左右，这个预测还是正确的。但紧接着，传真机冒了出来。

    传真机是信息风景线上一个明显的污点，等于向后倒退了一大步，所带来的盘根错节的影响历久不衰。当然，我谴责的对象是一种似乎为我们做生意的方式，甚至为我们的个人生活带来了革命性变革的电信媒介。但是，人们并不了解这其中的远期代价、短期失误，以及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

    传真是日本人的遗产，但不单纯是因为日本人很聪明，能够生产出标准化的、比别家更精良的传真机，就像录像机一样；而是因为日本人的文化、语言和做生意的习惯都有非常形象化的倾向。

    直到10年前，日本人还不是通过文件做生意，而是通过声音，而且通常都是面对面谈生意。有秘书的生意人寥寥无几，商业函件往往都是辛辛苦苦亲手写成。相当于打字机的东西看起来更像一部排字机，密密麻麻的铅字模板上有一个电动手臂，要从6多个字中一个个挑出需要的汉字符号。

    汉字的图形性使传真的发明水到渠成。由于当时电脑能识别的日本文字寥寥无几，因此采用传真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对于像英语这种符号式的语言而言，如果考虑到电脑的阅读能力的话，传真简直就是一大灾难了。

    英语只不过使用了26个拉丁字母、10个数字和少量的特殊符号，所以对我们来说，从8个比特的ASCII码角度来考虑通信的问题，就自然得多了。但传真的存在却使我们忽略了这一点。举例来说，今天大多数的商业信函都是在文字处理器上拟就的，拟好后打印出来，再传真出去。想一想这个过程。我们在起草文件时用的完全是电脑可读的形式，而且电脑“读”得简直太好了，以致于事实上我们常常想不到要用拼写检查程序纠正拼写错误。

    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把它打印在印有单位名称、地址、电话的信纸上，于是，文件现在完全丧失了数字化的特性。

    然后我们把这张纸拿到传真机前，信纸上的内容被重新数字化，变成图像，信纸原来的质感、颜色、字头等特质经过这一过程而丧失殆尽。这封信被发往一个目的地，也许就是复印机旁的文件筐里。如果你正好是这个不怎么幸运的收信人，你就拿到这张病怏怏的、纤薄的、有时好像古代的手卷一般不加剪裁的纸，还得读上面的内容。饶了我吧，这简直就跟把茶叶传过来传过去一样愚蠢。

    即使你的电脑装了传真调制解调器（faxmodem），可以省却打印的步骤，或即使你的传真机用的是打印用纸，而且可以印出全彩画面，传真仍然不是一种具有智能的媒介。

    因为，你把电脑的阅读能力拒之门外，而唯有借助电脑的阅读能力，收信人才能自动储存、检索和处理你传来的信息。

    大约6个月以前，好像某人从某个地方传了一件东西给你……说得好像是“如此这般”

    的一件事——这种情况你有几次能想得起来那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