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了一种叫做“光栅扫描显示器”（rasterscandisplay）的新型显示器，它需要大量的记忆容量，以一点一点地存储画面，它们今天已经随处可见，然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种显示器当初曾经被视为异端。事实上，在1970年，几乎没有人相信电脑存储器有那么一天会便宜得可以被大量用在制图上。在此之后的20年中，分时技术和电脑制图可以说是同床异梦。感应能力贫乏的分时系统成为商业和学术界广为接受的计算工具，促成了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电子银行和民航订位系统的诞生。商用分时系统的界面设计通常十分简陋，输出形式和打字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对任何单一用户而言，整个系统似乎刻意放慢速度，以便其他人也能够得到他们应有的那一份电脑资源。另一方面，电脑制图大多应用在独立计算上。到1968年，价格在2美元左右的小型机开始出现，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工厂和机器自动化（automation）进程都需要非常精确而且实时的控制系统。电脑制图也是一样。这种独立的电脑制图系统与显示装置一起，构成了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工作站”（a－tion）的前身，其实工作站只不过是穿上了长裤的个人电脑罢了。多模式界面我们通常都是把累赘当成一种坏现象，暗指无谓的冗长以及漫不经心的重复。在早期的界面设计中，人们研究互动技术，并且尝试为不同的环境明智地挑选出不同的界面运作方式。光笔（lightpen）会不会比数据板更好呢？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思维方式，是受到了一种错误信念的支配，即以为任何一种特定的情况都会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好解决方案”。之所以说这种信念是错误的，是因为人是互不相同的，情况也是瞬息万变的。此外，某种特走的互动方式究竟适合哪种环境，很可能要视你当时可用的信道而定。大底下没有一种最佳的界面设计。

    我还记得，70年代中期，我去拜访一位海军上将，当时他有一套最先进的指挥控制系统。他先向一位下级水兵发号施令，然后再由其十分尽责地把命令输入电脑。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整个系统有了一个绝佳界面，这个界面不仅能识别语言，而且还很有耐性。海军上将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谈话，一边指手划脚。他完全就是他自己。

    尽管如此，海军上将从没想过通过这样的间接界面来策划一场进攻。他很清楚水兵可以从电脑系统的小小显示器上，一窥整体形势，但是他宁可和墙壁上一张很大的战区地图直接互动，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把小小的形状各异的蓝色和红色军舰标志，钉在这张地图上。（那时我们总是开玩笑说，苏联人也用同样的颜色。）海军上将乐于使用这张地图，不只是因为地图是传统的作战工具，有清晰的画面，而且还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完全投入其中。当他移动地图上的军舰的时候，他的手势和动作都加强了他的记忆。他完全陷入到战局的演示之中，连脖子上的肌肉都绷紧了。这种界面不是“非此即彼”（eith／and）。“二者兼顾”

    的思维带来了一大突破，简单他说来，就是“累赘是好的”。事实上，最好的界面应该是有许多不同而并存的交流渠道，通过这些渠道，一个用户可以利用一组不同的感应装置（可能是用户的，也可能是机器的）进行表达并撷取意义。同样重要的是，一种交流渠道也许能够弥补其他渠道传递信息之不足。

    例如，假如一间屋子有十来个人，我问其中一个人，“你的名字叫什么？”除非在我问话的时候，你能够看见我的目光所及之处，否则这个问题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形容词“你的”，其意义来源于我的眼睛注视的方向。

    这种状况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狄克.波尔特（DickBoLL）和克里斯.施曼特（ChrisSchm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