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视的时候，你会抱怨影像的分辨率、屏幕的形状或是活动画面的质量吗？大概不会吧。如果你有什么抱怨，一定是对节目不满意。或是抱怨像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所说的：“空有57个频道，却毫无内容”。然而，几乎所有关于电视升级换代的研究，都把目标瞄准影像显示的精致化，而不是节目的艺术性。

    1972年，有几位富于前瞻性的日本人自问，电视的下一步应该朝哪一个方向走。他们的结论是：更高的分辨率。他们假定，电视由黑白转为彩色之后，紧接着的是拥有如电影般精致的画质，或叫“高清晰度电视”。在模拟世界里，让电视朝这个方向升级，是很合乎逻辑的想法。因此，在接下来的14年中，日本人孜孜不倦地研究他们眼中的“高品质电视”（hi一Vision）。

    1986年，欧洲警觉到日本人可能会独霸新一代的电视市场。更糟的是，美国人也接受了“高品质电视”的想法，和日本人一起极力鼓吹，想要把它变成世界性的标准。今天，美国许多高清晰度电视的支持者和新民族主义者都轻易地把当初的错误判断——支持日本式的模拟系统——抛在脑后。欧洲纯粹从贸易保护的角度出发，否决了日式系统，尽管是出于错误的理由，却给我们所有人帮了大忙。欧洲人紧接着开始发展他们自己的模拟高清晰度电视系统——叫做hD一MAC——在我看来它比日本的“高品质电视”略胜一筹。

    就目前的水准而言，所谓的高清晰度电视是个笑话。数字电视才代表未来1990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种可能情况是，日本、欧洲和美国，会各自沿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新一代电视。当时，日本已投入了18年的金钱和精力发展高清晰度电视。

    在这段时间内，欧洲人眼见自己错失了计算机工业的发展契机，下走决心不能再在电视上重蹈覆辙。而在几乎没有任何电视工业的美国，高清晰度电视被视作重振消费电子业的大好机会。（西屋电气、RCA和Ampex等短视的美国公司早就把电视机市场拱手让人了。）当美国准备迎接改进电视技术所带来的挑战时，数据压缩技术才刚刚萌芽，还不足以形成明显的行动步骤。而且，身为主角的电视设备制造商也不适应这个战场。和苹果及太阳微系统（SunMicrosystems）这样的年轻数字科技公司不同的是，电视技术公司是模拟思想的陈旧温床，对它们来说，电视只与画面有关，与比特毫无关系。

    但在美国觉醒之后不久，1991年，几乎一夜之间，每个人都追随通用仪器公司（GeneralinstrumentCorporation），成为数字电视的鼓吹者。不到6个月，美国所有关于高清晰度电视的提议都改弦易辙，从使用模拟技术转为使用数字技术。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数字信号的处理更合乎成本效益，而欧洲则直到1993年2月才承认这一点。

    1991年9月，我在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Mitterrand）举行的午餐会上，向他的许多官员发表了一次演讲。或许因为法语不是我的母语，我没能说服他们相信，我不是在试图让他们放弃自己所称的“领先地位”，而是要他们摆脱我所谓的“缠绕在脖子上的锚”。

    我在1992年和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见面的时候向他指出，“高品质电视”没有前途，他对这一说法感到震惊。倒是撒切尔夫人（Margarettcher）听进了我的建言。最后，英国首相约翰.梅杰（JohnMajor）的一次大胆行动使局面得以扭转：1992年末，他否决了关于给高清晰度电视节目补贴6亿欧洲货币单位（合8亿美元）的提案。欧洲联盟（那时还叫欧洲共同体）终于在1993年初决定，放弃模拟的高清晰度电视计划，迎接数字化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