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的样式去进行联系，飘放出我们的细丝，伸长我们的菌毛，以此作出反应，但到头来我们不免会觉得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渺小，小到象一单个细胞。不过也会感觉到相当新鲜的连续性，这还要人去慢慢适应。

    不过，直接的问题，还是一个实际得多的现实问题，CEtI的与会者想必正为这个睡不好觉。不妨设想，在遥远空间的某个地方确有有感觉的生命，并且，我们能成功地跟它取得联系。那么，究竟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如果它离我们有一百或更多光年——看来很可能是这样，我们的谈话就要有一些很长的停顿。仅仅是我们开始谈话的那些寒喧——从这头的“喂，听见了吗？”到传来那头的“听见了，你好？”这就得至少两百年。到我们找到受话人时，我们也许已经忘了要说什么了。

    我们可以碰碰运气，把宝押在我们技术的正确性上，而只是发出关于我们自己的消息，象发一封印制的圣诞信一样。但我们得仔细选定要说的项目，那些事必须在我们心目中有长久不变的意义，不管我们提供什么信息，它都必须在二百年后还对我们有意义，而且必须仍然显得重要。否则，谈话会让有关的人都觉得啼笑皆非。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二百年后，思路很容易断。

    如果技术条件允许，最初能作的最保险的事，是发出音乐。要对空间其他生命解释我们是什么样子，这种语言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东西，它最少模糊性。我要投票选巴赫，将巴赫的全部乐曲源源不断地播向太空，一遍又一遍。当然，我们那会是自吹自擂。但对这样的新相识，一开头摆出尽可能好的面孔，当然是情有可原的，更加严峻的事实可在以后讲。说句公道话，比起我们可能发送的其他东西，比如《时代》周刊，或联合国的历史，或总统演说等，音乐更能清晰地显示我们的真实面貌。我们当然可以发出我们的科学，但是，不妨想一想，两百年后那头的礼貌的评语传到我们这儿，会使我们多么惊讶。我们能提供的在今天看来是最热门的任何项目，到那时一定会过时，会变得无关紧要，甚或是滑稽可笑的。我想，还是应该发送音乐。

    也许，如果技术可以适应，我们应该发出一些绘画。可以用塞尚表现一个苹果实际上是一半果子一半泥土的那些绘画。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些绘画更好地向外星人描画这块地方是什么样子了。

    我们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呢？作出选择是很难的。每个人都希望先问他自己的特殊问题。你们那里最小的粒子是什么？你们曾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吗？你们也感冒吗？你们有没有比光快的东西？你们总是讲真话吗？你们哭吗？这样的问题单没完没了。

    也许，我们应该等一会儿，直到我们拿准了我们想知道的是什么，然后再坐下来商讨细节问题。毕竟，主要的问题将会是开头语：喂，听见了吗？如果回答会是：听见了，你好？那我们也许想在那儿停一停，考虑这问题，多花点时间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