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曾对生命充满着敬畏之情。

    我们曾经毫不怀疑生命的独特性，我们都在命定的身体里活出自己的样子。因为“自然”及“机会’，生命才会如此灿烂，如此多样化。

    我们总是期望活得更好，所以有人会去算命、改运、消灾析福，甚至其好良辰吉日，剖腹让我们的孩子出世等等。但让我们想像一下，当人类可以控制及改造生命时，这个“生命”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它跟我们去订制一个商品又有多大差别呢？

    我们可以按自己的心意订制孩子的长相、性别和性格，我们可以修改自己的身体状况，所有人都可以健康而美丽。“生命”物质化到“商品”的层次，当“按神的旨意”

    出生的“自然人”转变为按“我的旨意”改造出来的“人造人”，我们如何再为“生命”

    定义？

    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他的新书《高科技高思维》中描绘了这样的一个未来：市面上出现了人工设计的品牌婴儿，可供父母采购；其余的孩子都长一个样子。每代人以基因改造方式决定流行的特征，如身高、脸型、腰与臂的比例等。做父母的可能选定一款俊男美女，如蒙娜丽莎、芭比娃娃等做自己孩子的标准。做女儿的到了十几岁时则可能对父母大表不满，不是因为他们给取的名字不好，而是说他们给选的脸孔不对。做儿子的则抱怨爸妈当初为什么替他买了足球天分，而没有买篮球特长。

    读到这里，我们总会有一种“人何以为人”的感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邱仁宗将这种现象称为“将人客体化”了。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使生老病死的人工安排逐渐代替了自然安排，甚至有种倾向：社会问题也靠基因解决，这是非常可怕的。科学如同才华横溢的球员，而伦理学则是场上的裁判，激情四射可能会导致足球场上出现一些过火的举动，这时就需要通过规则来进行规范。而生命伦理的基本原则就是：尊重、不伤害、有利、公正。对于基因治疗，如果是治疗和预防疾病，是可以的。而对于非医学的目的，比如说改变容貌、高矮、头发的颜色等等，则应另当别论。

    但现实并不理会理论家的批评，它寻着自己的逻辑前进，甚至连法律也强化了这一现象。

    1971年，在美国工作的印度微生物学家查克拉巴蒂向美国专利局商标局（PItO拒绝了这项申请，理由是活的生物不可授予专利。但当查克拉巴蒂上诉到法院时，却获得了胜利。

    关税与专利上诉法庭的多数法官认为：“实际上微生物…有生命这一事实无法律意义。”

    美国PtO再次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80年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微弱多数，宣布查克拉巴蒂胜诉，授予了第一个遗传工程生命的专利。

    里夫金在他的《生物技术世纪》一书中对此十分感慨：“从此以后，遗传工程生物就像计算机或者其他机器一样，都被看作是发明。如果查克拉巴蒂的微生物可以获得专利，为什么其他的遗传工程生命形式不能申请专利保护？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讲，这意味着他们将会认为世界上的所有生命都是发明，这将使神圣与世俗的界限，生命内在价值和利用价值的界限统统消失，生命本身被降格为一种客观状态，没有任何可以区别于纯粹的机器的独特或基本品质。”

    当生命成为一种发明、成为一种专利、成为一种人自身能够随意更改其走向，可以将其延长也可以缩短的唯物化了的纯粹客体之后，生命的价值、意义问题就立即凸显出来了。

    沈宏非在一篇《越少完美越多自由》的文章中，明显地流露出人类的这种困惑。他说：凭藉基因技术把人类的寿命延长至200岁，500岁，甚至1200岁，无疑揭开了全人类“新生活”的序幕。不过，“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