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调皮与聪明
一,魄力大,投入重,期望高。特聘教授多数是外籍华裔,属改革开放后出国的中壮年专业人员,眼界开阔,知识结构大幅度更新,又大致是“文革”一代,兼具使命感、责任感、历史感,及民族情怀,归国投效,远溯二十年前留学大潮,近收改革开放之效,今推想此举,此其时也。
清华与工美合并,则体现国家在高等院校扶助拓展人文艺术、瞻望国际文化大势的良苦用心。
就我个例而言,去国近二十载,国中文化形势与文化环境,诚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在艺术创作及学术研究中,过去的政治钳制、狭隘的美学观、单元的创作格局,大幅度改变。院方对我的教学不予干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及时支持。而同事、同行与不同专业间的充分尊重,彼此宽容,以至对新学院教学规划的共同热情,都使我切实感受到改革开放在文艺领域及艺术学院内的深刻变化。
负面—在教学实践中,我的困扰与无奈,来自国家现行教育体制及种种教条。其症结,大致如下:
应试文化的深刻积弊,已有社会的长期共识,不多说。而考试制度中,尤以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政治考试,严重滞碍并扭曲艺术教育的品质与性质。前者无视人文艺术学科的教育规律与成才规律,既徒具形式,又有效地削弱艺术学生起码的中文水准,观诸历届落选博士硕士考生试卷,此举已在事实上持续造成考生文化素质的直线下降。后者公然违背马克思主义及邓小平思想,对于清华大学两大传统,即“行胜于言”及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更是深刻的讽刺。
以上意见,我曾数次以书面及口头方式,对院领导和清华书记、校长坦率直陈。以“两课”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学术尊严荡然,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前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实属妄谈。
由于此一政策的长期施行,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如扩招、创收、增加学术科目、重视论文等等)而实则退步(如教师、学生素质持续减低,教学品质与学院信誉持续贬值),“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是目前艺术学生普遍状况,事实上,新世纪艺术学生的整体水准,甚至不如“文革”时期。
而人文艺术教育的量化管理,集中反映出学术行政化带来的后患。此亦北大近期决意实施改革的总背景,然而治标不治本:不施行,现状难以突破,施行,则势必重复历次治标不治本的改革,形成更为盘根错节的畸形教育结构。
本人不是教育学专家,以上感触,来自教学第一线的实践,而院中同事,俱抱同感。鉴于中国国情,鉴于人口基数与社会现实,现行政策有其不得不然之处,但人文与艺术将长期蒙受其弊。本人唯自知不能改变现状于万一,故聊作纸上空谈,在教学工作中,则恪尽己能,维持现状而已。
总结
我在学院的教学是有价值的,我因此认识到国家在改革开放后的新局面与新问题。我对教育体制的持续批评,出于对人文状况的操切之心。我不愿混饭吃,也不知道怎样违背自己的性格。
这所学院让我感到亲切。我喜爱70年代出生的在校学生,他们甚至比我的孩子还年轻。我坚信他们是塑造未来的一代,因为青春理应胜过体制。
我对自己的教学,仍是“惭愧”二字。我在课外的大量时间无保留开放给本研究室,本系,以至其他专业的学生,并从中获益匪浅。
我有幸作为一位本院的教师,在专业以外更广泛的领域表达我对文化的认知,我知道,外界认同我乃因学院的聘用。这聘用的理由,或许因为我在域外的眼界,但我确定,这理由,还因为我虽然不是一位中国公民,但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重世故。我的世故仅限于礼貌的层面,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