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家已经得出了新的机制来补充达尔文主义，并且他们在研究中一直在寻求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假说。特创论者显然无法从事这个水平上的类似研究计划，因为按照定义，奇迹是指超自然事件，在这类事件中，自然法则的方式变得使人类观察者无法察觉。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新物种起源的模式，我们就得迫使自己相信我们将不会理解这个过程的实际情况。无论涉及到生物学的哪个方面，特创论带给人们的都是失望。特创论鼓励科学家放弃所有存在着问题的研究，因为科学家无法从理性的角度解答那些问题。人们很难将这种被动性的策略视为一场积极的科学项目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如果将困难作为借口，如果由于存在着可能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放弃研究的话，在任何科学领域中都无法取得进步。特创论并不是研究物种起源的科学方法；特创论要求人们放弃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个特殊的问题。

    为了说明这一点，最好设想一下只有〖SS〗物种的创造是由于神奇的力量，而其他物种是通过自然选择产生出来的。除非我们援引天启——科学特创论不会这样做——否则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每一种独特的形态都是分别创造的。即使顽固的特创论者也承认加拉帕格斯群岛莺鸟是通过自然歧化产生出来的，但是他们认为这些莺鸟仍然属于同一“种类”的鸟。而按照生物学家的分类，这些鸟不仅属于不同的种，而且属于不同的属，因此这种鸟的自然进化程度已经相当大。少数更老练的特创论者（比如，Se，1961）认为，在生命历史中只有主要的步骤才需要奇迹，那些不太重要的生物发展都符合自然方式。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又如何确定假定中的奇迹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在产生一个新的目，还是新的纲，还是新的门时需要奇迹？找出这种观点局限性的唯一方法，就是坚持尝试尽可能地发展自然解释，因为不可能利用奇迹的概念来积极地工作。因此有可能认为，即使他相信有可能存在着创造奇迹，也应该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从事研究。如果他采用了其他策略，他就要冒不久就得放弃的危险，因为只需不多的研究，就可以对他用奇迹解释的问题作出自然的解释。

    利用特创论显然无法研究化石记录和世界上物种的地理分布。在这些领域中的研究可以简化为纯粹的描述性工作，因为如果我们援引奇迹，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或地点存在某种物种。为什么在化石记录中的某些阶段存在着不连续现象，而在其他阶段则呈现出规则的趋势？特创论者只能以造物主的意愿不可预测来辩解。特创论者无法预测能够发现什么样的与已知类型有关的新化石，因为他已经事先假定，化石记录中存在的空缺表明了生命发展的真正不连续性。如果最终发现了中间过渡类型，特创论者也仅仅是在他们的清单中再添上一个奇迹。他不可能对于为什么物种存在于此地而非彼地作出自然的解释，他只能认为每一种物种都是在上帝选定的地方形成的。为什么在澳大利亚创造出袋鼠及其他有袋类动物，而不是胎盘类动物，尤其不要忘记，已经证实这个大陆的气候非常适于欧洲人引入的哺乳动物生活。特创论对于这个问题无法给出理性的答复。如果我们承认物种可以随造物主的意志分布到任何地方的话，那么就得摈弃整个从隔离、迁徙和进化角度尝试解释地理分布的研究纲领。

    因此可以认为，即使是最有弹性的特创论形式，也不能为科学的物种起源理论铺垫基础。无法证明特创论是错的，但是特创论不能指导我们的研究，因此对于我们的理解来说，特创论起到的是限制、而不是提高的作用。今天世界上非常流行的原教旨主义特创论观是什么？是否认为创世的活动完全像《圣经·创世纪》中描述的那样？有哪种正规的科学程序会得出地球和地球上生居的生物是在几千年前的很短时间内形成的观点？如果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