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有优越性，但是他们不得不面生存斗争的严酷性。纳粹可能也有类似的不安全感，他们害怕那些被他们贬低为次等人的种族会给他们背后一击，这样导致的可怕结果是，消灭其他种族的工作不再借助不可信赖的自然，而是借助于国家本身更有效的死亡机器。

    这种更加悲观的态度，并没有摧毁一个传统信念，即，从道德的角度看，白种人是人类进化的最高产物。尽管达尔文强调发展是分支过程，不是线性过程，但是绝大多数追随他的人仍旧相信人类的进化是从猿的直线上升过程。从18世纪发展起来，并且到了19世纪早期仍旧流行的一种想法(见第四章；Priest，1843)认为，“低等”种族可能属于这个存在链条上的中间阶段。新人类学科学按照自然的等级序列排列从最原始到最文明的社会。巴罗(Burrow，1966）提出，早在生物学上的进化论出现之前，有一种进化观点就已经流行，按照这种观点，社会沿着等级序列不断进步。社会进化理论还留下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种族保留着早期的社会形态？正如华莱士和阿盖尔曾表明的那样(见第八章)，没有必要将社会发展与人类天性的生物学改善联系起来。有一种回答认为，贫穷的环境导致在一些种族中人类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种族之间存在着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这一流行的信念，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条更有诱惑力的途径。

    19世纪晚期提出的宇宙进化体系将生物和社会进步看作同一现象的完整方面。非欧洲社会的在科技方面的落后，显示出他们文化上的劣势，而这一点又可以用来证明其他种族在生物学上的劣等性。因为可以将不同的社会和种族都排列成完美程度不同的线性序列，因此，通过认为文化发展是生物学意义上进步的展示，则自然就将两种序列联系了起来；非欧洲种族还没有发展出使他们自身组织更有效率的相应智力，所以他们仍然停滞在社会发展的较初级水平。可以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低等种族，就等同于白种人在进化历程中途经的早期阶段。白种人之所以进一步发展了，是因为北欧富于挑战性的环境刺激了他们的进化发展。相反，热带那令人虚弱的环境则妨碍了生活在那里的种族进步。这些不幸的人被人们与白种人过去的进化阶段联系了起来，成为在心智和肉体上更贴近猿的活化石。

    各个种族在进步的线性等级中占据不同位置的思想，最符合重演论所倡导的进化论形式。拉马克论者尤其认为进化是一个线性过程，并反映在胚胎的定向发育过程中（第九章；Gould，1977b）。当达尔文主义在倡导分支进化的概念时，很多新拉马克论者则认为，每一个类群按照线性的图景，向着预定的目标进化；后续的阶段是通过胚胎发育过程添加上去的。据信，不同的现代类型可以占据同一个等级序列中的不同位置。如果应用这种思想来解释人类的起源，那么就可以认为存在过从猿到人类最高级种族的等级；劣等种族滞留在进步的低级阶段。低等种族没有经历过达到最高级形式的所有阶段，未能使其发展的阶段有所增加，直到现在仍然保留着类似孩子(或类似猿)的性状。G·斯坦利·霍尔认为，较低等的种族像是长不大的孩子（Muschinske，1977），许多拉马克论者从低等种族的心智和体质中寻找类猿的性状。

    这种观点不止限于说明种族问题。意大利人C.隆布罗索创建了一门“犯罪人类学”科学，按照这门科学，犯罪类型被视为是退回到进化的较早阶段，原因是由于未能进一步发展（Nye，1976）。甚至有人认为，女性尚处在男性发展的较低阶段。但是拉马克论主义的线性进化模式还是在种族领域得到最广泛的应用。美国的一些新拉马克主义者，比如E·D·科普(Co pe，1887），列举了大量特征，用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