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缘故，那么许多人们熟知的现象第一次可以得到解决了。越来越多的博物学家感到这种观点很有说服力，站的住脚，并且将达尔文主义当作可以使用的假说。尤其在英国，到了19世纪80年代，转而相信进化的人数一直在增加，相信进化的人已经在科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由于人们对自然选择仍有争议，我们还应该广泛看一下确保达尔文主义在科学界取得成功的策略。并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先讨论进化的情况。相反，它一开始就径直详细讨论了自然选择，因为达尔文一定要使追随他的博物学家相信他已经找到了新的更合理的变化机制。许多人清楚进化的一般论点，但是只有出现一种可以检验的有关变化方式的科学假说，他们才不会拒绝承认进化。在19世纪初，拉马克主义已经声名狼藉，而《自然创造史的痕迹》中倡导的含糊不清的“发展的法则”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科学价值。对于达尔文来说，根本的是要表明他是在通过新的途径探讨进化问题，这样，他在说明一般的进化情况之前，就必须先解释自然选择。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达尔文并不认为选择是唯一的进化机制。他当然认为选择是重要的进化机制，然而从一开始他就承认，可能会存在其他机制，比如用与不用的遗传效应，即拉马克主义，来作为补充。为了回击对选择观点的批评，他对理论的细节作了修改，并且逐渐愈加看重其他机制的作用。因此的每一次再版都与原先的版本不同，包括最后增加了选择学说难以面对的一些章节（集注本，ed.Peckham；Darwin，1958b）。达尔文对批评者的反映为我们检查史学家的态度提供了一个试金石。那些将选择视为巨大错误的史学家认为，达尔文的让步表明他不断认识到他的学说有很大的弱点。在他们的笔下，达尔文没有立场，匆忙地从一种观点倒向另一种观点，竭尽全力支持一种基础不牢靠的学说（Barun，1958；himmelfarb，1959）。皮特·沃尔兹曼（Vorzimmer，1970）认识到，这个问题是由于达尔文不正确的遗传观点造成的，不过他描述了一幅类似的达尔文画像，在这幅画像中，达尔文没能从全局把握困难，他经常消弱一种观点，以便加强另一种观点。有些学者提出，到了他的学术生涯结束时，达尔文已经放弃了选择学说，而支持拉马克主义（Eiseley，1958；himmelfarb，1959）。这种观点太离谱，达尔文确实承认其他机制的重要作用，但是中对选择的基本描述没有使得达尔文在解决所面对的问题时，太有可能采取一种很积极的观点（Ghiselin，1969；hull，1973b；Ruse，1979a）。即使他遇到一些羁绊，他也努力保持他基本进化观的完整，可以将他视为英雄，而不能将他视为一个可怜鬼。史学家在达尔文到底取得多大成功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一事实表明，我们不能通过简单地统计多少人同意他的理论，多少人反对他的理论，来评价对他理论的接受程度。达尔文主义的出现代表了科学共同体内的一种变化，对于这种变化的解释可以通过共同体内的社会因素和科学家所接受的一种广泛的价值革命来解释。

    之所以在达尔文主义地位的认识上出现混淆，是因为有太多非常支持这个理论的论据与科学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些论据支持达尔文全部的分支进化和适应进化的观点，但是它们并没有证明选择是在变化中实际起作用的机制。已经证明，极难直接证实自然选择的效应，因为人工选择仅限于从现存物种中产生出变异。许多批评者认为这是自然选择学说的一个主要的弱点，但是达尔文坚持认为应该认真对待他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有助于解释大量从未综合理解过的生物学事实。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那种令人困惑的岁月里，有一项发现有助于直接支持自然选择：亨利·沃尔特·贝茨关于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