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但是博物学家绝不满足于尼达姆实验的表面意义，他们经常将这个实验的含义进行扩展，将更高的生命形态的自然发生也包括了进去。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物质与生命的直接联系，通过援引自然发生要比考虑生物形成后的变化更容易确立这种联系。因此这些唯物论者虽然认识到进化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并没有详细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比起生命的最终起源，生物的进化则成了次要的问题。

    伊拉斯谟·达尔文和拉马克

    上面讨论的许多思想所依据的假设都与现代进化论所依据的假设相去甚远。布丰是唯一被认真当作达尔文先驱的人物，即使他关于物种性质的观点也和现在人们接受的观点不太一样。不过在18世纪末，有两个人的观点似乎与现在的生命发展观比较接近：伊拉斯谟·达尔文和拉马克。他们俩人都抵御住诱惑，没有认为复杂生命形态的形成是由于自然发生，因此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生物实际上可能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过程。他们俩人都被誉为现代进化论的奠基者。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赞誉是由于反对查尔斯·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附带结果。与布丰的情况有些类似，正是萨缪尔·巴特勒（Butler，1879）对贬低达尔文的努力，导致夸大了早期学者的观点。到了19世纪末，产生了一个“新拉马克主义”学派，这个学派有意识地反对达尔文主义，将拉马克看成是他们另一种进化机制的奠基者（Packard，1901）。然而，新拉马克主义者仅仅关注于他们的英雄的工作中某些与现代框架不相适应的方面。近代的史学家则关注“完整的”拉马克，而且认识到，他对自己理论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伊拉斯谟·达尔文、特别是拉马克之所以重要，因为他们代表了启蒙运动时期对生命变化的最复杂的研究；但是我们不要被表面的相似性所迷惑，去设想他们对达尔文革命具有直接的贡献。

    伊拉斯谟·达尔文在历史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他的个人生活丰富多采，而且他可能是我们遇到的唯一以诗歌的形式表达观点的思想家。尽管伊拉斯谟·达尔文的对句不太符合现代人的欣赏口味，但是他的《植物园》（1791）和《自然的殿堂》（1803）在当时却很流行。伊拉斯谟·达尔文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而且因为他在（非诗体的）《动物规律学》中提出了一种进化理论，所以他自然成了一些人关注的对象，这些人试图表明年轻的达尔文之所以可以形成自然选择学说，是因为他萃集了前人的见解。正是查尔斯·达尔文认可的伊拉斯谟的传记（Krause，1879），导致了达尔文与萨缪尔·巴特勒的公开不和（见Da rwin，1958）。现代有些热心的人还在遵循巴特勒的方式，在伊拉斯谟的著作中寻找似乎预先提出选择学说的迹象(King-hele，1963；Darwin，1968)。但是，这种所谓的预想一般都是表面上的：例如，伊拉斯谟关于物种之间“自然平衡”的解释就曾经被错误地当作他的孙子所有效使用的物种之内的“生存斗争”。

    伊拉斯谟·达尔文的观点必须根据这些观点的上下文来解释（SS〗。在生物迎接外部世界挑战的不断努力中，生物通过“获得性遗传”的机制而发展出新的器官，这种机制因拉马克而闻名。生物个体努力的结果被它们的后代遗传了下来，如此经过了许多代的积累，一种全新的器官就可以形成了。伊拉斯谟·达尔文似乎设想过，这种适应环境的全部结果将是生命向着更加高级的组织状态的一种逐渐进步过程。奇怪的是，他宣称他之所以得出变形的观点，不是由于对自然史的研究，而是来自于戴维·哈特勒的关于生命的习性如何影响灵魂的见解（ley，1749）。

    伊拉斯谟·达尔文是个医生，而不是一个博物学家，他只在《生物规律学》的一个章节中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