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被直接验证，但是可以用来指导或协调提出假定的法则。如果一个假说成功地通过了我们对它的验证，我们大概会倾向于认为它是可以成立的关于自然如何活动的真理，但是这并不能恰当地说明知识就是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过去伪假说也曾经幸运地通过最初不严格的检验，只是在后来新的检验中暴露出弱点。因此有必要将所有的科学知识视为实质上是暂时的，可以作为经受时间考验的有用的指南，不过有可能被将来的研究所证伪。

    如果科学知识只是暂时性的，为什么它被赋予了比其他形式的知识更高的地位？通常的回答是科学知识更有价值，因为在科学知识提出和被接受的过程中，如果科学知识有什么弱点，那么就会很快被察觉和纠正。一个真正的科学命题是精确表述的，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增加它的检验度，抑或，当任何检验有可能拒绝它时，增加它的“证伪度”（Popper，1959)。科学知识由于愿意以能够经受严格检验的方式来表达它的陈述，因而不同于伪科学，伪科学擅长作模糊和圆滑的概括，这样的概括无法由任何经验性的检验证伪。人们普遍注意到，与现代科学的产生相伴随的是一类研究者职业的出现，他们致力于发展那种可以经受检验的知识。有些人可能会赞同波普的观点，认为科学家有意根据更能证伪的标准来选择假说。

    虽然人们不再宣称科学揭示的是关于自然的绝对真理，但是绝大多数科学家仍然赞同哲学家的新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并不反对科学方法的客观性本质。科学家一般都相信他们是客观的，因为他们愿意使自己的假说经受严格的检验；而且他们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先驱——几个世纪以来的科学家——同样是客观的。这种看法意味着，一旦科学的方法得以使用，那样就开始了不断发现的过程，并且奠定了我们今天工作的基础。显然存在着一种意识，即科学研究在拓宽和加深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如果科学作不到这一点，那样我们便不可能不断提高技术的复杂性来控制自然。当科学研究拓展了已有的理论，使之可以解释更广泛的现象时，就难以将科学视作实质上只是一种积累的过程，届时我们会遇到了科学思想中的伟大“革命”；这些革命表明以前成功的理论是不正确的，并以说明自然如何活动的全新解释取而代之。假说—演绎法显然无法枪毙这种革命。如果所有假说之所以被接受只是依据暂时性的基础——因为哪些假说通过了它们当时所能经受的检验，那样我们就应该允许将来哪些假说有可能遭受拒绝，并进而动摇了整个理论。这样，一种新的假说会应运而生，解释所有存在的事实信息和〖htSS〗为旧理论带来问题的新的研究领域。只要新的理论涵盖面更广，即使我们必须承认科学的理论基础随着时间经历了重大的转向，我们依然认为科学具有不断积累的特性。

    原则上讲，一旦现有的理论不能被实验所验证，整个科学共同体就会立刻抛弃它，并开始寻找替代的理论。然而，按照库恩（t.S.Kuos and Mu sgrave，1970)。成功的理论成为科学活动的“范式”：范式不仅确定可以接受什么样的处理问题的方法，而且确定什么问题是科学分析所考虑的。更重要的是，出于对现有范式的职业忠诚，许多科学家会拒绝异常事实的意义，并竭力假装老的系统仍然可以正常运行。只有当异常的数量多到无法承受的地步时，“危机”便出现了，这时，年轻而激进的科学家便会投向新的理论。最终，建立了一种新的理论，这一新的理论可以解决旧理论遗留下来的难题。然后新的理论便成为一个新的范式，当然，必须要等到老一代科学家都谢世后新的范式才能确立。

    库恩更重视将科学家作为人来研究。他们对于在受教育期间接受的范式表现出了一种情感上和职业上的忠诚，这样便使那个范式的寿命得以延长，即使出现明显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