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博物学家当中，有人远溯到亚里士多德，把他誉为“真正”发现进化的人。更常见的是，一些18世纪的学者，包括布丰和拉马克，被描述为进化论的先驱，他们几乎构建了现代理论的轮廓。那些从事这种历史研究人的动机各式各样。有少数人是想通过宣称达尔文只不过是在别人已经奠定的基础上添砖加瓦而企图巧妙地贬低达尔文本人的真正作用。更普通的原因是，寻找先驱是一些科学家的技术上的考虑，他们无法相信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如此明显的真理竟然长时间未被发现。如果达尔文的革命理论正确地解决了如此多的生物学问题，那么在达尔文之前有某些人〖htSS〗肯定窥见了至少是部分真理。那些按照旧的想象——即把科学视为事实知识不断积累过程——而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简直无法接受有可能发生真正的科学革命；他们根本不能想象在历史上存在着这样的时期，那时现代的观念毫无踪影，因为在那时的智力环境中，现代的观念不可能形成。相反，他们从早期的文献中寻找关于这一真理的蛛丝马迹，试图从传统的错误自然概念中找到真理的雏形。

    寻找先驱的做法在处理18世纪的博物学家时尤其产生误导，好象他们的著作中真的把握了生物变化问题。如果将18世纪博物学家不同著作中的片言支语拼接起来，脱离原来的上下文，看起来很像是预先提出了现代的进化论。然而史学家的真正工作并不是对应现代的观点去拼接过去的论述。相反，史学家的真正工作是重建早期科学家真正思考的他们〖，1970；Bowler，1974a)。

    地质学的背景

    造成智力环境发生变化，从而使达尔文主义有可能出现的因素很多。在科学内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重大发展，为达尔文的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史学家对此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达尔文提到过赖尔的重要影响，所以通常就有人设想均一论的地质学是通向现代进化论的一个阶段，而相对立的剧变论只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障碍。最先提出来在评价赖尔的体系时要特别小心的是胡依卡斯（SS〗的观点有了生机，并且利用变化的观点第一次合理地勾勒出化石记录的全面轮廓。然而很少有人能认识到剧变论者贡献了我们依然使用的思考生命史的思路，因为多数剧变论者认为替代群体的引入是由于特创。

    随着我们试图产生更均衡的解释，我们可以获得两个教益。首先是有必要清除关于科学发展的传说。赖尔曾经（相当正确地）被誉为新地质学和博物学的创始者以及从某些方面说更理性的研究者。由于侧重于他的积极成就，有些史学家过于简单地理解19世纪早期复杂的科学形势。因为，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剧变论者通常被认为是“错的”，所以支持剧变论的人一直没有被当作科学家来认真对待，尽管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建立现代的地层顺序理论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虽然赖尔的观点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但是我们必须准备承认我们现代的观点事实上来自19世纪争论双方的综合。如果认识到剧变论者的贡献，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科学史的一定时期，不连续变化的观点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尽管我们今天会怀疑它。我们还会认识到把任何理论标上绝对正确或错误的标签是何等的危险，现代的一些地质学家凭着意愿这样干过，他们曾经一再从剧变事件的角度来解释恐龙的灭绝。

    第二个教益是关于宗教在19世纪科学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剧变论者显然从神学的角度倾向于支持基于突然变化的理论和物种的超自然创造。他们的观点通常被贬斥为只不过是人为的构想，出发点只是要维护传统的宗教。不过很难理解只是出于这种目的形成的理论怎么能成为某些地质学研究的框架。赖尔根据其他的哲学建立了他的理论。我们必须认识到，宗教争论曾经构成了一个框架，届时所有科学家都不得不在这个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