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在评价他时说：“那个人是个真正的天才。”

    与此同时，他继续为和平与友好而努力工作。当安和我问鲍林他为什么如此热心社会问题的时，他给了我们一个难忘的回答：“我做这些事的目的是出于我对妻子的尊重。”也就是海伦·艾娃·鲍林。他获得了第二个诺贝尔奖，这次是和平奖，表彰他在禁止核试验方面所做的贡献。他成为历史上唯一两次独立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有人将鲍林看做是爱惹是生非的人。那些不喜欢社会变化的人可能很容易接受对科学所持的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技术是安全的，容易受企业和政府的引导和控制。但是，纯科学，为科学本身而进行的科学研究，为满足科学家的好奇心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对科学不加任何限制，任由科学随意发展，用科学挑战所有的事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纯科学的某些领域是未来技术得以开发的唯一途径，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那么，对科学的这种态度应该被看做是危险的。社会利用工资、社会压力和名誉与报酬的分配等手段，竭力将科学家驱赶到比较安全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介于收获很小的长期技术进步和过多的短期社会批评之间。

    很多科学家不像鲍林那样，将他们的研究工作看成狭义的科学。他们认为，参与政治或参与社会批评不是脱离科学生活，而是科学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在执行曼哈顿计划时，二战中美国成功地赶在纳粹之前研制出了核武器。一些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们开始有了保留意见，当这些武器的巨大威力清楚地显示出来的时候，对这种武器的保留意见也就越来越多。有些科学家，如，利奥·西拉特、詹姆斯·弗兰克、哈罗德·尤里和罗伯特·R·威尔逊等，竭力引起政治领导人和公众(特别是在粉碎纳粹之后)对即将出现的军备竞赛的危险的注意。他们非常清楚地预见到这种军备竞赛将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展开。其他人认为，政策问题不是他们应该管的事情。恩里克·费米说：“我是为了作出一些发现才来到这个地球上的，政治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与我无关。”但是尽管如此，费米还是被爱德华·泰勒所鼓吹的热核武器的危险所震惊，他与其它科学家联合签署了一份著名的文件，敦促美国不要制造核武器，他将这种武器说成是“罪恶的”东西。

    在前一章我已讲过泰勒总是为热核武器辩护，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主席杰里米·斯通用下面的话来描述他：

    爱德华·泰勒……起初是由于个人才智的原因，后来则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而坚持要制造氢弹的主张。他使用夸大其辞，甚至诽谤的手法，成功地操纵着政策制定过程达50年之久，斥责所有形式的军备控制措施，并且促进各种加强军备竞赛的计划。苏联听说了他的氢弹制造计划后，也制造了自己的氢弹。由这个特别人物的不寻常的个性和氢弹的巨大威力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这个世界将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这种毁灭的命运要么降临到人类，要么推迟降临，或许能置于更好的政治控制之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没有哪一个科学家比爱德华·泰勒更能使整个人类承担风险，泰勒在整个军备竞赛过程中的行为是应受到谴责的。

    爱德华·泰勒对于氢弹的执着可能使他比我们人类中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做出更多危害这个星球的事情……

    与泰勒相比，西方原子科学的领头人经常在政治困境中受人左右。在这方面，他们的领导能力应该由他们的专业技能而不是由政治技巧所决定。

    我在此并不是想指责某位科学家屈服于人类的某些激情，而是想重申这种新的责任：握有权力的人必须与科学团体的道德关注和关心程度相辅相成，必须建立在最广泛的对公众进行的科学与民主重要性的教育基础之上。

    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