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的是，科学断言为我们能做什么，甚至根据什么原理来做，划定了界限。谁说我们不能超越光速，他们以前也说过无法超越声速，不是吗？如果我们真的拥有了强有力的仪器，谁能阻止我们同时测定电子的位置和动量？如果我们非常聪明，我们为什么不能制造出“第一类”永动机呢？(即能量不必守衡，输出的能量比供给的能量更多。)或者制造出“第二类”永动机呢？谁胆敢对人类的发明天才划定界限？

    事实上，自然界制定了界限。在这样一些无法实现的行为中，蕴藏着关于宇宙如何运转的相当完备而又非常简单的自然规律。显然，伪科学和迷信企图说明自然界不存在限制。他们扬言，“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他们承诺了一个无限的产出，但他们的支持者只会感到失望和被愚弄。

    另外一个对科学相关的指责是科学太简单化，太“还原主义”；科学天真地以为宇宙最终的解释只是几个自然规律(也许是非常简单的几个)，它们就能解释任何东西。整个世界的精细微妙之处，雪的晶体，蛛网的格子构架，旋涡星系，人类洞察力的火花，最终都能还原为这些规律。还原主义似乎对斑驳复杂的宇宙不够尊重，它显得就像一个傲慢与懒惰的奇怪的产物。

    对伊萨克·牛顿(他在科学批评者眼中，正是还原主义的化身)而言，宇宙就像钟表一样。行星围绕太阳，月球围绕地球按照其规则的、可预测的轨道运动，和我们司空见惯的钟摆摆动和弹簧振荡的运动一样，都可以从本质上用完全相同的微分方程精确地描述出来。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我们处于高贵的优越的地位，而怜悯可怜的牛顿学派只能看到那么狭窄的范围。但在某些合理的约束下，描述钟表工作的简谐方程，确实描述了整个宇宙中天体的运动。这是一个深刻的、而非肤浅的对应。

    当然，太阳系中并不存在齿轮，万有引力的‘钟表’各部分的部件互不冲突。一般而言，行星的运动比钟摆和弹簧复杂得多。钟表模型在某些环境中不再成立：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后，来自遥远天体的引力(对少数轨道的影响可能看起来微乎其微)逐渐形成，一些小天体可能出乎意料地偏离了原来的轨道。但是，摆钟也存在一些类似于混沌运动的现象，如果我们将摆球过度偏离垂直位置，随之而来的将是紊乱怪异的运动。太阳系比任何机械钟能更好地保持时间，而设置时间的思想。恰恰就来自于观察到的太阳和恒星的运动。

    令人惊讶的是，无论对钟表还是行皇，相似的数学原理都能完美地应用。其实大可不必惊讶，我们又没有把它强加给宇宙。这不过是宇宙运行的方式。如果这被称为怄原主义”的话，那就算是吧。

    直至20世纪中期，在神学家、哲学家和许多生物学家中间，流行这样一个强烈的信仰——生命无法“还原”为物理和化学定律，而是存在一种“生命力”、一个“生命原理”，一种“道”、一种使生物能生存的“玛那”。它“激活”了生命。不可能想象仅靠原子或分子，就能解释活生生的生命所具有的复杂和精美，以及形式与功能的和谐。因而，宗教应运而生了：上帝或众神使无生命的东西具有生息和灵魂。18世纪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烈试图找到“生命力”，他称量了一只耗子活着和死去时的质量。毫无疑问，两次称量的结果完全相同。所有这类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如果确有灵魂物质存在，显然它没有质量，——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由物质组成的。

    然而，即使生物唯物主义者也对此持有保留意见；也许，就算植物、动物、真菌和微生物是没有灵魂的，理解生命仍需要尚未发现的科学原理。例如，英国生理学家J·S·哈丁(J.B.S. hardin之父)在1932年提出这样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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