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代交给我一些我不想要的东西（一）

    我29岁生日那一天，一个人在纽约，早上起来有了个突发奇想，我要和我已经离异多年的父母在一个房间里吃一顿饭。

    算一算，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在一个空间看见他们两个人了。他们分开的时候我太小，我几乎记不得任何只有我们三个人的场景。那天，我有点预感我和陈凯歌的婚姻不可能维持下去，我特别想叫我的父母都坐在我面前，和所有其他家庭一样，安慰他们的女儿，告诉我，我这辈子还是会找到我爱，也爱我的人。

    我请他们两人一周后到我这里吃晚饭，但是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装着是闹着玩的事，结果是阴错阳差，他们两个都觉得这样不好玩，我也没有办法再找回去说，我又要离婚了，来陪我说说话吧，所以这顿饭就没吃。

    我至今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跟我父母直说：“我又要离婚了，来陪我说说话吧。”

    离开纽约之前，我决定去看一个心理学大夫，这不是有病的行为，在纽约几乎每个正常人都得看心理学家。我那时候在德国金属公司工作，人事部经理是我的朋友，她知道我要调回中国之前跟我说：“你有一千多块钱的心理学治疗从来没有报过。”我就本着中、美、德通用的“不用白不用”精神去看了一个心理学大夫。

    我是被这个心理医生“挤”进来的一个正常人，他实在太忙。纽约正常人太多。

    我坐在他办公室外期待着我能狂说我自己的45分钟。

    在我之前，一个西服革履的男人昂首挺胸地跨入医生的办公室，浑身充满了只有投资银行家才有的“宇宙主宰者”感觉。半个钟头以后，这个人擦着眼泪、缩着背从里面走出来，变了个人。我想：“心理大夫真是神仙。该我喽。”

    我很失望这个大夫没有我电影里老看见的可以让病人躺着说话的那种长沙发。

    我被安置在一张单人沙发里面，虽然很舒服，但是还是没有达到我的期望值。

    “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这个办公室吗？”大夫问。

    “我又要离婚，有点不知道我为什么维持不了婚姻。”

    “你多大了？”“29岁。”“这是你第几次婚姻？”“第二次。”“嗯。”大夫好像感觉到我的困惑了，“我们先说说你的家庭吧，你爸爸妈妈是……”

    “我爸爸妈妈也离婚了。”

    “啊，”大夫记了个笔记，“那他们的父母哪？”

    “我的外祖父有三个老婆，第一个是个知识分子，他们过不到一起，所以就分开了，有三个孩子，一个自杀了，一个疯了，还有一个也是半疯，他认为希特勒还活着，而且藏在中国。”

    大夫看了我一眼：“是同时有三个老婆？”

    “是”。“在哪儿？”

    “在中国。”我心里说，你做梦吧你，你没戏，在纽约娶三个媳妇。

    他好像看出来我想什么了。“我觉得一个就够受的，你的外公真不是凡人。第二个老婆呐？”他问。

    “第二个老婆是我的外婆，带我长大，但是好像原来是青楼里的，我妈妈是抱来的，因为我外婆不能生孩子。”

    我看了大夫一眼，他开始疯狂地记笔记。“第三个老婆原来是一个上海黑手党青红帮的头头杜月笙的情人，我外公是黑手党的律师，他们在重庆的时候互相换了情人。我到十二岁才第一次见到他。”

    mpanel(1);大夫还在写，头也没抬：“接着说。”

    “我爸爸的爸爸有两个老婆，但是我才三岁的时候他们就过世了，我爸爸有七个兄弟姐妹是同父同母，还有四个是同父异母。”我看了大夫一眼，他还在狂记“我爸爸和我妈妈在我九岁那年分开了，我妈妈后来的丈夫是中国前外交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