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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皇气黯然收 ]-2
然后按罪抓人,大兴刑狱,共杀包括巡抚、总兵、总监在内的官员三十六名,而他这位最重要的廷中指挥者,则没有任何责任。一时间朝野大哗。

    清军饱掠而去,明廷稍稍松了口气。杨嗣昌不闲着,于崇祯十二年初出主意,欲从各镇边兵中抽练精兵,经过“精密”计算,数目可达七十余万。崇祯皇帝很满意这个数字,觉得手中如果真有七十多万虎狼之兵,平贼平虏应该有足够的把握。但是,说话容易,行事极难。练兵七十万,军饷哪里出。崇祯十年时加派“剿饷”税,本来是一年的暂征,现在根本未停,又多出一笔庞大开支。

    杨嗣昌自然有办法:增派“练饷”。很快搜刮到七百多万两白银。这些人民的血汗钱,绝大多数打了水漂,各地将领、官员玩命虚报兵员数字,无非是借名搜刮敛财,没有几个银子真正用于“练兵”。更坏的后果时,横征暴敛使得饥民雪上加霜,纷纷抛荒田地逃散。所以,崇祯十三年看似空前的“自然灾害”,实则是加派“练饷”敛赋“大跃进”的人祸。如此,精兵没练成,更多的农民逃亡,不少人加入贼军,明政府实际是得不偿失。

    清兵进犯的压力减弱后,明廷注意力自然转向在谷城附近“就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暗中调兵遣将,准备一劳永逸解决掉这群人。

    张献忠大奸巨滑之人,在政府军内多有耳目,他来个先发制人,在崇祯十二年夏五月重新造反,攻占了谷城县城。罗汝才等部农民军闻讯响应,几路合军,打下房县。惟一可幸的是,均州一带投降官军的王光恩等五部首领耻于反复,歃血为盟,效忠朝廷,这才保证了均州的安全。

    收受张献忠无数金银财宝的“总理”熊文灿听说贼军复反,五雷轰顶,慌忙派左良玉部自襄阳出发杀向房县。

    此部明军粮食供应匮乏,一路上除杀马外,不得不采摘野果充饥。明军苦行军十天抵达房县,在播箕寨正落入张献忠的埋伏圈,一万多人被打死。左良玉命大,仅带千把人逃出。均州部分早先“投降”的农民军闻官军败讯,除王光恩一人外,余皆叛去。

    崇祯帝气得发疯,立即削去熊文灿官职,逮之下狱。老熊坐在狱中几乎后悔死,又撞墙又扇自己耳光,后悔自己在太监公公面前讲大话。不然的话,他现在正在两广安享荣华富贵。杨嗣昌人精,当然不会再保他(当然,当疏中杨嗣昌也说熊文灿“劳苦功高”,实际上是私庇老熊以哄衬自己无过)。熊文灿被关一年多,问成死罪,秋决时押赴西市砍头。

    思来想去,觉得流贼复炽闹得遍地燎原太伤脑筋,臣子中实在无合适人才可用,崇祯帝就直接批示给“心肝宝贝”杨嗣昌,让他以阁臣身份(其兵部尚书一职当时由前四川巡抚傅宗龙代任)出朝督军,任剿贼“前线总指挥”。

    在朝内“诸葛亮”了好几年,多处大误皇帝没加追究,现在指派自己出去干事,杨嗣昌还真不好也不能借辞推托。他急趋宫内,丑表功作忠勇状,奏称:

    “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启行!”

    崇祯皇帝闻言大悦:“卿能如此,朕复何忧!”

    君臣二人上演一场让人“感动”的好戏。

    转天,崇祯下诏赏赐杨嗣昌金银帛缎大笔,并赐宴送行,亲手斟酒三杯,御赐赠诗:“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盐梅乃人生不可或缺之物,比拟宰相(内阁大学士),意即指老杨以相爷之尊出为大将,可立汉朝周亚夫(其营上曰“细柳”)那样的不世功勋,并希望他一举成功,回朝后仍旧辅帝教养民生。为臣子送行斟酒赐诗,崇祯帝一朝为开天辟地头一回。杨嗣昌感动得边拜边泣,誓要成功。临别,他又获皇帝赐膳。

    于是,杨嗣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率军高举“盐梅上将”的旗标,浩浩荡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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