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狠毒辣，坏事做绝的老皇帝朱元璋“驾崩”，朱允炆即皇帝位，是为建文帝，诏改明帝为建文帝元年。

    朱允炆为皇太孙时，朱元璋儿子辈的诸王以叔父之尊，多有不逊，视其为黄口小儿，骄横之情溢于言表。身肩明帝国未来重任的朱允炆当时心中就很忧虑。

    有一天，他问侍读的太常卿黄子澄：“我几个叔叔各拥重兵，何以制之”？

    黄子澄儒士出身，深谙历史故事，马上一五一十详细地把汉景帝实行削藩政策、平定七国之乱的史实讲给当时的皇太孙听。毕竟也是一仁弱书生，朱允炆听后心喜，觉得事情并不难办，自言自语道：“有这种谋略，我以后就不会担忧了！”

    当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南京建都，地距边塞六七千里远。故元的蒙古残兵败将常常于塞下出没，捕杀吏民，抢夺财物，骚扰边境。因此，对于各边境重要地区，明初皆以至亲皇子坐镇。朱元璋对属下将领非常猜忌，对他自己的骨肉诸子却一千万个放心，下命诸子可以专制国中，各拥精兵数万，并有征调各路军兵的威权。毕竟是穷和尚要饭花子出身，朱元璋为人做事雷厉风行，杀人从未手软，但对中国历史的流脉，他根本不如那些读过书的帝王们那样理解得深透，想不到他自己死后亲儿子会带兵干掉亲孙子，直接威胁着他绞尽脑汁在千百万人头堆上建立的大明帝国。

    虽然朱元璋喜怒元常，总以杀人为乐事，但其臣子中也不乏深思远虑、耿耿忠心之辈。早在洪武九年，训导叶居升就“应诏陈言”，极论朱元璋“分封太侈”

    的隐患：

    “《传》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国家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竟之弊，秦、晋、燕、齐、梁、楚、吴、闽诸国，各尽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赐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之地而夺之权则起其怨，如汉之七国，晋之诸王。否则恃险争衡，否则拥众入朝，甚则缘间而起，防之无及也。“在点明了诸候藩王尾大不掉的隐忧后，叶居升进一步力排众议，深入分析了“疏不间亲”论点的害处：

    “今议者曰‘诸王皆天子亲子也，皆皇太子亲也’。何不摭汉、晋之事以观之乎？孝景皇帝，汉高帝之孙也。七国之王，皆景帝之同宗又兄弟子孙也。当时一削其地，则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之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拥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云扰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记今，昭昭然矣。”

    在举出了西汉“七国之乱”和西晋“八王之乱”的鲜明例证后，叶居升还在奏表中言之凿凿地为老皇帝出主意：

    “昔贾谊劝汉文帝早分诸国之地，空之以待诸王子孙，谓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愿诸王未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圣贤之德行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辅，可以与国同休，世世无穷矣”！

    如此立意明白、条理清晰、直陈利害的忠臣言奏，朱元璋阅毕，竟勃然大怒，认为叶居升居心叵测，离间皇室。锦衣卫兵不是吃素的，这些皇家恶狗以最快的速度把叶居升从家中逮住大狱，五刑毕具，把他活活拷掠至死。

    此后，就此事再无敢言者。别的皇帝只有“逆鳞”数片，朱元璋这条老王八蛋龙，全身上下连屁股眼都是“逆鳞”，况且议论皇上家事，动辄就有灭族之罪。

    因此，在其后的“洪武”二十多年间再也没人提起藩王诸镇之事。

    建文帝即位后，宣布太祖“遗诏”，其中关键内容在最后：“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城）。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此诏用意，一是怕诸王以哭临大行皇帝为名忽然带大兵进京夺位，二是明令各藩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