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牍奴隶、报纸读者和士兵）。这种生存也许比其他一切生存更需要哲学的辩护和美化：因为，惬意感应该完全根据正确无误的诉讼程序降格为低贱等级的情感；“本来的义务”，就一切不惬意的事物来说，也许就是敬畏的激情——要命令式地要求一切位于功利性、娱人耳目性、目的性彼岸的东西……自己要去企求这种机器般的生存形式，这被认为是最高的、令人仰慕的生存形式（——类型：康德乃是“你应如何如何”这种公式概念的狂热鼓吹者）。

    〈８８９〉

    用经济学方法估价迄今为止的理想——即选择特定的欲望和状态，以牺牲别的欲望为代价来选择和培育。立法者（或社会本能）选择出一定数量的状态和欲望，通过它们的活动来保障调解功能（即功能机器说，也就是每个欲望和状态有规律的需求的结果）。

    假如这些激情和状态含有令人难堪的掺合物，那么就得寻找出能用某种价值观来克服的办法，也就是认为痛苦是可贵的，在更高的意义上来说，痛苦就是异常的快乐。用公式来说就是：“怎样使不快变为快乐”，譬如，当我们的服从、对法律的适应，受到力、权力和自我克服的好评的时候。同理，我们的公共意识、胞泽意识、祖国意识、“人道化”、“利他主义”、“英雄主义”也是如此。

    勉为其难——此乃理想的意图所在。

    〈７１９〉

    社会内部欲望的分工，造成了人和等级要去培植一种不完美的因而更有用的灵魂。在社会内部各个种类那里，某种欲望为什么退化殆尽（而另一种欲望则受到强化）。

    论为道德辩护：

    经济学上的（意在尽可能充分利用个体之力，免得浪费特殊天性）；

    美学上的（用对自己一类的快乐来装备坚实的种类）；

    政治上的（经受不同力度的紧张关系的艺术）；

    心理学上的（道德乃是替败类、平庸者说话的估价所虚构的优势——目的在于保存弱者）。

    〈２４３〉

    要三思啊：对神性天意的不祥信仰乃是历史上对手和理性最致命的信仰了，但却一直延续至今。在“自然”、“进步”、“完美化”、“达尔文主义”等公式下，在迷信幸福与道德、不幸和过失固定配属关系的影响下，基督教的前提和解释总是香火不绝。那种对事物的运动、“生命”、“生命本能”的信仰，那种愚蠢的听天由命，也就是相信一切人只应该履行义务，以便万事如意——诸如此类的东西只有以善者的眼光来看才有意义。连宿命论——我们的哲学敏感现今的形式——也是对神性天意的最长久的信仰的结果，不自觉的结果。就像万事的进程同我们无关似的（——好像我们会让事物各行其便似的，因为任何个别人本身只是绝对现实性的一种形式而已——）。

    〈３５０〉

    爱、恨、褒、贬乃是一切理想的前提。要么，肯定的情感即第一推动力；要么，否定的情感，二者必居其一。譬如，恨和蔑视，在所有怨恨理想那里就成了第一推动力。

    〈１０１７〉

    １９世纪就没有发现卢梭的“自然之人”，而是发现了人们更真实的形象——为此，它有这个勇气……总的来说，这样就赋予基督教的人的概念以再造之意。为什么他人没有这种勇气，这正是它对这种“自在之人”的赞同的结果，而且在这种人身上看到了人的未来。同样，人们也不敢正视人的恐惧感的增长乃是每次文化增长的伴随现象；在这方面，人总是屈从于基督教的理想，并同这种理想一起对抗异教，同样也对抗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德概念。但是，人们并没有就此找到文化之门的钥匙。实际上，情形仍然处在伪造历史以有利于“善良的人”的状态（好像善良人本身就代表了人的进步似的），仍然停留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