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我们的演员比任何时候都更值得尊重，并不等于低估了他们的危害性……但是，谁还能怀疑，我所希望的究竟是什么？——就是我的愤懑、我的忧虑、我对艺术的爱使我在这里启齿提出的三个要求：

    其一：剧场不应当支配艺术。

    其二：演员不应当引诱真诚的艺术家。

    其三：音乐不应当成为说谎的艺术。

    附言一

    ——最后这些话的严肃性允许我在这里透露一篇未付印的文章里的某些内容，它们至少可以使人们不再怀疑我对待这一问题的严肃态度。文章的标题是：《瓦格纳使我们付出多少代价》。

    追随瓦格纳代价甚高。即使在今天，这方面的阴郁情绪依然存在。瓦格纳的成就和胜利也不能根除这种情绪。但是，在从前，这种情绪如此强烈、可怕，如同一种阴暗的仇恨——几乎笼罩了瓦格纳四分之三的生涯。他在我们德国人中遇到的反对未能得到足够的估价和尊重。人们抵抗他如同抵抗一种疾病，并非理直气壮（他们没有重新制止一种疾病），而是缩手缩脚，顾虑重重，怏怏不乐，满心厌恶，怀着一种阴惨严肃的心情，仿佛在他身上有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悄悄蔓延。美学家诸君和他们一样出丑，从德国哲学的三个学派出发，用“如果”、“因为”和瓦格纳的原则打一场荒谬的战争——在瓦格纳看来，甚至在这些美学家们自己看来，问题全在于原则！——甚至在德国人的本能中，也有足够的理性，以禁止在这里侈谈任何“如果”、“因为”。当本能理性化之时，它被削弱了，因为它通过理性化而削弱了自己。如果有迹象表明，尽管不脱欧洲颓废的总体性质，德国人仍然有着一定程度的健康，对于危害和危险的迫近仍然有一种本能的嗅觉，那么，我宁愿不低估他们中间对于瓦格纳的这种抑郁的反对。它使我们尊敬，它甚至令人产生希望，法国人未必健康得足以经受这么多的消耗。德国人，历史上卓越的姗姗来迟者，如今是欧洲文化最落后的民族：这是他们的优点——他们正因此而相对是最年轻的民族。

    追随瓦格纳代价甚高。德国人不久前才忘掉对他的畏惧——他们一有机会就想向他示威①——人们可记得一种奇特的情境，那时一种逝去的情感终于又突然浮现？在瓦格纳的葬礼中，德国第一个瓦格纳协会，即慕尼黑的协会，向瓦格纳墓献了一个花圈，花圈上的题词立刻不胫而走。它大书特书：“拯救者得救了！”（Erl氹sungdemErl氹ser！）人人都佩服发明这题词的巧妙灵感，人人都佩服瓦格纳的追随者们特有的鉴赏力；可是，许多人（真是难得！）替他们把题词作了一个小小的修改：“摆脱拯救者了！”（Erl氹sungdem Erl氹ser！）——人们松了一口气。

    ①原注：人们有一定理由寻问：瓦格纳究竟是一个德国人吗？要在他身上找到某种德国特征是很难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学生，善于模仿许多德国东西——如此而已。他的本性是同迄今被感受为德国东西的一切格格不入的：更不必说德国音乐家了！——他的父亲盖尔是一个演员，一个盖尔差不多就已经是一头鹰了……迄今被当作“瓦格纳生平”流传的东西充其量只是约定的传奇（fable convenue）罢了。我承认我怀疑仅由瓦格纳自己证实的每一件事。他对有关自己的任何真相缺乏自豪，比谁都缺乏；象维克多·雨果一样，他始终在传记中忠于自己——他始终是个演员。

    瓦格纳的继父名盖尔（Geyer），在德语中为鸢的意思。

    追随瓦格纳代价甚高。让我们根据它对于文化的影响对它作一估量。瓦格纳的活动究竟长了谁的威风？它始终在助长什么？——首先是外行、艺术门外汉的狂妄无知，他们现在组织协会，他们想贯彻他们的“趣味”，他们甚至妄图充当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