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那场醉饮。袁先生的终极理想是quot;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喝二锅头、啃猪蹄，醉乎梁启超先生墓前，咏而归。quot;我一直向往着这种境界，惜乎先生后来不容于当政者，逐居夜郎，如此酒家之绝唱，不知几时可得实现了。

    鄙系另一名师周旺生先生，平素温文尔雅，谦谦乎君子者也。然而一次与学生在宿舍里新年饮宴，逸兴勃发，席间慨然说道：quot;待诸君毕业之日，请你们喝茅台。一碗酒、一碗肉，一碗干饭！quot;众人轰然称是，争向周先生狂灌二锅头，不多时便将他麻翻在桌案上，这才想起没人知道先生的住址。于是只好将他背起，在学生宿舍里转了一遭，最后放在了朱子的床铺上。接下来就是我终夜未睡，恭坐一旁，不时听先生在醉梦里发几句中国立法的牢骚了。周先生一直待我甚厚，不单将他的大箸签名送给我，还曾为本人遭整肃一事奔波不平。虽然我终究没能遂先生的心愿作他的研究生，但离校经年，却始终忘不了扶他回家的某一新年的第一个早晨。

    我常怀念在北大时的烂醉。似乎离开以后，不独再也没有醉过，甚至连喝酒的兴致，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偶尔友人来集，却发现一个个不是脂肪肝，就是肠胃炎，谁都不敢如在北大读书时那样烂饮狂歌，目中无人了。日子在庸常的岁月里流转，北大依稀还是，我们依稀却已不是了。

    第55节：逃课记 文/蒙木(1)

    逃课记（蒙木）

    因为必须接受一年军训，本科加研究生，我在北大便与抗日同龄，这么些年，如果问我在读书方面受谁影响最大，答案似乎有些怪--汪曾祺。

    汪曾祺说，他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北大人。他在西南联大上的学，清华也认为他是清华人。1992年，大概9月份这个样子，在五四体育中心二楼的一个小房子里，人不多，仅仅属于中文系的一个小范围座谈。时任系主任的孙玉石教授主持。汪老头仰着大头，两眼很大，像鲁迅门前的枣树，直指着天空，似乎屋顶有一个洞通向更为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么大年纪的老头眼睛还很澄明，以至于其中没有不相干的人。他偶尔咳嗽两声，想半天才说一句话--

    quot;有人问我怎样成为一个作家？quot;

    咳咳（干咳的那种）。

    quot;我想，第一要逃课。要逃课。quot;

    听众很安静。quot;咳咳，逃课。quot;

    孙主任紧瞅着汪老头，没有办法，因为汪老头的眼睛一直直指着屋顶以外的天空，其中没有不相干的人。

    quot;当初推荐我留校，朱自清先生就不高兴，因为我老是逃课。quot;

    quot;咳咳。quot;沉默。

    quot;第二，想读的书就读，不想读的就不读。像列夫·托尔斯泰是很伟大，但我不喜欢，我就不读。我最喜欢的作家，首先是我的老师沈从文，还有契诃夫和阿索林。我反复读。quot;

    孙主任眉头不展，瞅着汪老头，毫无办法，只能任他讲下去。听众很安静。

    我并不知道孙玉石老师后悔不后悔那次座谈。此后我们同学逃课，似乎果然成了家常便饭。我们班上语言学的老师王洪君教授口碑极好，这倒并不是大家都折服于她的风度或学识，而是因为她上第一堂课就宣布：quot;按照校规，是要点名的，三次不到，成绩就不及格。但我从不点名。quot;我听了大概三四次语言学的课，感觉没大意思，此后便堂堂正正心安理得地逃课了。那时，我们三五周课堂不见人，没有什么大不了。但需要自己的人缘好一些。因为人比较多，即使点名，一般也是抽点。我们互相连环地替别人答到似乎是同学之间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