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伙、集团和军队。没有这种合作和忠诚，团伙和军队就缺乏凝聚力，进攻行为就会还原成“个体的争斗”。

    有人说，由于我们进化成了专门捕猎的杀手，自然也会成为残害同类对手的杀手，我们有一种谋杀对手的与生俱来的冲动。正如我已说明的，证据与这一说法截然对立。动物谋求的是击败对子，而不是谋害对手。攻击行为的目标是谋求霸权，而不是毁灭对手。从根本上说，在这一方面，我们与别的动物似无差别。我们没有理由要与众不同。不幸的是，由于现代战争中交锋对手相距太远，由于集团的合作精神，由于二者的不幸结合，争斗的初始目标对卷入战争的人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他们攻击的目的，与其说是制服敌人，不如说是支持同志，人类固有的容易消气的特点几乎没有、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机会表现出来。这一不幸的发展趋势可能将证明是我们毁灭的原因，它可能很快就引起人类的灭绝。

    这种困境自然会使得我们大伤脑筋。一条有利的出路是进行大规模双边裁军。但是，裁军要有效，就必须采取极端的措施，就要走向难以实现的极端。这种极端措施确保的是，未来的一切争斗都是近距离的战斗，人类自然的面对面时直接可见的求和信号又可以再一次发挥作用。

    另一条出路是使各种社会群体成员的爱国心淡化。但是，这一办法与我们人类根本的生物属性是绝然对立的。一个方向的联盟可以很快形成，另一个方向上的联盟也可以很快破裂。可是，人类天生结成排他性社会集团的倾向，是无法根除的，除非我们的基因构成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然而，重大的基因变化自然又会使我们复杂的社会结构土崩瓦解。

    第三条出路是提供并提倡没有害处的象征性活动来替代战争。话又说回来，如果它们确实无害，它们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又必然走不远。值得记住的是，战争问题在生物学这个层次上说，是一个保卫群体领地的问题；考虑到人类极为拥挤的现状，它还有一个群体领地扩张的问题在里头。热闹喧嚷的国际足球赛，无论打多少场也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第四条出路是改进对战争的理性控制。有人认为，既然智慧使人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境地，智慧也可以使我们摆脱困境。不幸的是，就保卫领地之类的问题而言，我们的高级脑中枢太脆弱，很容易受低级神经冲动的驱使。理性控制的作用仅限于此，它不能超越这一步。作为最后一着，它是不可靠的。一次无理性的、情绪激动的行动，可以使理性的一切成就前功尽弃、化为乌有。

    解决这一两难困境的唯一可行的生物学办法，是大规模减少人口，或者迅速向其它星球移民；可能的话，还可以同时采用以上所述的其余四种办法。我们已经知道，如果各国人口继续以目前的惊人速度增长，无法控制的攻击性就会急剧地增长。这一点已用实验作出定论。严重的过分拥挤将会造成社会紧张，不等饥荒饿死我们，我们的社区组织就被社会压力和社会紧张粉碎了。人口过密与改善理性控制的努力背道而驰，它会严重加剧情感爆炸的可能性。这个发展势头，唯有靠出生率的显著减少才能予以阻止。可惜，降低人口增长率遇到两个难题。我已说明，家庭这个单位——它仍然是一切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一种育儿手段。进化到目前，它已成为一个生育、保护和培育子女的高度发达而复杂的系统。如果这一功能受损，或暂时去除，那就会损害配偶固定的婚姻家庭关系，就会造成烙有它特殊印记的社会混乱。另一方面，如果尝试有选择的办法来遏制人口繁殖的狂潮，让有些配偶尽情生育，另一些配偶被阻止随意生育，那就会损害社会必需的合作精神。

    减少人口的结果，用简明数字说，就是：如果世间的一切成年男女都结成配偶生育，只能让每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如果人口要维持在持衡不变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