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几乎从来不提在国外那几年。只有一次，回国后初次见到荀太太，讲起在外面的伙食问题，“还不是自己做，”伍太太咕哝了一声，却又猝然道：“说是红烧肉要先炸一下。”

    荀太太怔了怔，抗议地一声娇叫：“不用啊！”

    “说要先炸*獱。”伍太太淡然重复了一句。

    荀太太也换了不确定的口气，只喃喃地半自言自语：“用不着炸*獱！”

    “嗳，说是要先炸。”像是声明她不负责任，反正是有这话。她虽然没像荀太太“三日入厨下”，也没多享几天福，出阁不久就出国了。不会做菜，红烧肉总会做的，但是做出来总是亮汪汪的一锅油，里面浮着几小块黑不溜秋的瘦肉，伍先生生气地说：“上中学时候偷着拿两个脸盆倒扣着炖的还比这好。”

    后来有一次开中国学生会，遇见两个女生——她们虽然平日不开伙仓，常常男朋女友大家合伙打牙祭——听她们说红烧肉要先炸过，将信将疑。她们又不是华侨，不然还以为是广东菜福建菜的做法，如果广东人福建人也吃红烧肉的话。

    回去如法炮制，仿佛好些，不过要炸得恰正半生不熟也难，油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不是炸僵了就是炸得太透，再一煨，肉就老了。

    回国几年后，有一次她拿着一只猪皮白手袋给荀太太看，笑道：“怪不得他们的肉没皮，都去做鞋做皮包去了！”

    荀太太拖长了声音“哦”了一声，半晌方恍然道：“所以他们红烧肉要炸——没皮！不然肥肉都化了。”

    “嗳，是说要炸嘛，”伍太太夷然回答，就像是没听懂。她为它烦恼了那么久的事，原来有个简单的解释，倒仿佛是她笨，苦都是白苦了，苦得冤枉。

    一个红烧肉，梳一个头，就够她受的。本来也不是非梳头不可，穿中式裙袄，总不能剪发。当时旗袍还没有名闻国际，在国外都穿洋服，只带一两套亮片子绣花裙袄或是梯形旗袍，在化装跳舞会上穿。就她一个人怕羞不肯改装，依旧一件仿古小折枝织花“摹本缎”短袄，大圆角下摆；不长不短的黑绸绉裥裙，距下缘半尺密密层层镶着几道松花彩蛋色花边，也足有半尺阔，倒像前清袄袖上的三镶三滚，大镶大滚，反而引人注目。她也不是不知道。也是因为他至少看惯了她这样子，骤然换个样子就怕更觉得丑八怪似的。好在她又不上学，就触目点也没关系。

    他倒也没说什么。一直听见外国人夸赞中国女人的服装美丽，外国太太们更是“哦”呀“啊”的没口子称道，漆黑的长发又更视为一个美点，他没想到东方美人没有胖胖的戴眼镜的。

    他们定亲的时候就听见说她是个学贯中西的女学士，亲戚间出名的。但是因为害羞，外国人总以为她不懂英文。她那一身异国风味的装束也是一道屏障。拖着个不擅家务又不会应酬的丑太太到东到西，他不免怨声载道。

    她就最怕每逢寒暑假，他总要纠合男女友人到欧洲各地旅行观光。一到了言语不通的地方，就像掉到浆糊缸里，还要订旅馆，换钱，看地图，看菜单，看帐单，坐地铁，赶火车，赶导游公车。是他组织的旅行团，他太太天然是他的副手，出了乱子饱受褒贬。女留学生物以稀为贵，一出国门身价十倍，但是也指不定内中真会出个把要人太太。伍先生对她们小心翼翼，道地绅士作风，止于培植关系，一味嗔怪自己太太照顾不周。

    她闷声不响的，笑起来倒还是笑得很甜，有一种深藏不露的，不可撼的自满。他至少没有不忠于她。样样不如人，她对自己腴白的肉体还有几分自信。

    家里也就是为了不放心他，要她跟了去。他一来功课繁重，而且深知读名学府就是读个“老同学网”。外国公子王孙结交不上，国内名流的子弟只有更得力。新来乍到，他可以陪着到东到西寸步不离。起先不认识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