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方面，它甚至还和这一学说矛盾。它是一个例外，仿佛是他那本身１８２包含这样多卓越思想的理论身上的庞物。”这完全等于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他的其他的观点不大相符；这一学说是一个例外，仿佛是他那本身包含许多杰出的观点的理论身上的疣物。而最滑稽的是，这样一些批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话，竟在英国和意大利流传，英国著名的“费边社”（“Ｆａｂｉ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某些成员制造出这些评语，意大利某些工团主义理论家就鹦鹉学舌。人的天真是浩瀚无边的。

    阿·梅叶在下面一段又说道：《论不平等》可以使人对卢梭政治思想的明白性产生怀疑，虽然一般说来，卢梭的政治思想是严谨的和确切的。事实上这些思想只有在根据卢梭的不平等学说加以考察的时候才会变得十分的明白易解。

    作为《》的作者，卢梭的伟大的理论功绩就在于，他不满意十八世纪盛行的对文明发展过程的唯心主义观点，而企图从不是思维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思维的那个唯物主义原理的观点来看这个过程。他任何时候也没有表述过这一原理。而且假使有某人把这一原理的唯物主义性质告诉我们的作者，他很可能，——甚至非常可能，——感到惶惑和生气，而摈斥这个原理。然而这一原理毕竟是他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发展的论断的基础。卢梭在自己的《》中得出的所有那些重要的理论上的结论，毕竟彻底浸透着这一原理的唯物主义精神。这些结论是极其重要的。卢梭作为思想家的光荣应当以这些结论为依据。不过这些极其重要的结论也给卢梭帮了倒忙，因为它们给他的实际方案带来了保守主义的和甚至是反动的因素。

    他本人曾经说过，他绝没有想到要使现代文明民族回复到原始时代的朴直浑厚中去。他认为自己所能有的最大的希望，就是制止那些不大的国家的堕落，这些国家由于处在特殊幸运的环境下，还没有来得及在文明和同文明有联系的淫风败俗的道路上走得太远。怎样制止呢？卢梭向“立法者”呼吁。可是我们知道，按照他的学说，国家，从而还有立法权，是落在富有阶级的手上的。我们有什么根据可以指望立法机关会愿意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呢？难道这符合富有阶级的利益吗？不。这些级阶的利益在于扩大他们和穷人的距离。卢梭自己就说，“能左右局势的人”绝不会违反自己的利益去行事。他能够指望的究竟是什么呢？他只有能够起来反抗可悲的必然性的人类自由的模糊的希望。换句话说，他只有在使他把必然和自由对立起来的那个哲学上的错误中，才能找到安慰。但是哲学上的错误并无助于实际方案的严谨性。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卢梭的实际方案常常是很不严谨的。在自己的《对波兰政府的考察》（“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ｒｌｅ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ｄｅＰｏｌｏｇｎｅ”）中，他还劝告波兰人注意农业和“使金钱变成可鄙的和尽可能无用的东西”（ｒｅｎｄｒｅｌ’ａｒｇｅｎｔｍéｐｒｉｓａｌｂｅｅｔ，ｓ’ｉｌｓｅｐｅｕｔ，ｉｎｕｔｉｌｅ）。这种劝告的实际意义当然等于零。卢梭自己也感到了这点。他赶紧申明：“我的意思不是要取消货币流通，而是要延缓货币流通，特别是要指明十分重要的一点：好的经济制度不是财政的和货币的制度。”为了说明和证实自己的思想，他引证李库尔，说他“为了在斯巴达根除贪婪心理，并没有消灭硬币，而是使它变成铁币。”也不用说，这类劝告和引证并未能在波兰人处境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而当忠于其小国理想的卢梭希望使波兰人相信，失去许多省份会给波兰共和国带来很大利益的时候，波兰人可能把他的话当作一种恶毒的嘲笑。最后，在自己的关于波兰农民解放运动的论断中，卢梭表现出是一个真正的保守派，在这个问题上，卡列林替卢梭辩护是枉费心机的。卢梭劝人逐步地解放波兰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