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的事情一样。”

    假如这个孩子不幸落到我们的旅行家们手里，我们可以断定，当他们看到他的沉默和愚昧之后，一定会把他送回森林中去，或者把他关在动物园里，之后，他们便会在辞藻美丽的游记里加以渲染，把他说成是一个很奇怪的和人相似的野兽。

    三四百年以来欧洲人的足迹遍天下，他们不断地出版一些新的旅行纪事和汇刊。但我深信关于人的知识，我们只不过认识一些欧洲人，而且即在文人们当中，至今还存在着许多可笑的偏见，因此在对人类的研究这个伟大的题目上，每个人似乎只研究了他本国的人。尽管人们来来往往，哲学却似乎是从不旅行，因此每一个民族的哲学，并不大适用于另一个民族。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很明显，至少对于遥远的地方来说是这样的，因为除了海员、商人、士兵和传教士四种人外，作长途旅行的人并不多。而且在那四种人当中，对前三种人，我们不可能指望有什么好的观察家，至于第四种人，又忙于他们所应从事的圣教事业，即使他们不象其他任何人那样，由于本人的身份关系，不免具有一些偏见，但我们可以断定，他们绝不愿意埋头于那些似乎是纯粹出自好奇心的研究工作，因为这种工作会妨碍他们本身所担负的更重要的任务。况且为了更有效地传播福音，所需要的只是虔诚，其余的东西则由上帝赐予；至于要研究人类，则需要些才智，而上帝对任何人都不负有赋予才智的义务，而且才智也并不一定是圣者所特有的。我们每翻开一本游记，总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关于人情和风俗的描述。但是令人非常感到惊奇的是，写这些游记的人们，描述了那么多的事物，所说的却只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在最遥远的地方，他们所能发现的仅仅是一些无须走出他们所居住的街道就能觉察到的事情。至于那些能够区别种种不同民族的真正特征，本来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却几乎都没有看到。由此便产生了那些迂阔的哲学家们所常用的一个伦理学上的惯语：“天下的人全都一样”。既然世界上的人都有同样的情欲和同样的邪恶，研究足以区别各种不同民族的特征就没有什么用处了。这种说法和人们所谓不能把皮埃尔和雅克区别开来，因为他们二人都有一个鼻子、一张口和两只眼睛，差不多是同样的妙论。

    难道人们再也看不到那样幸福时代的重新出现了吗？在那样的时代里，人民并不穷究哲理，但是象柏拉图、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那样的人们，则抱着热烈的求知欲，只是为了研究学问而从事长途旅行。他们到遥远的地方去打破民族偏见的束缚，从各民族之间的相同之点和不同之点去认识人类，去猎取普遍的知识。这些知识并不仅只是一个时代，或一个地方的知识，而是一切时代，一切地方的知识，也可以说是一切智者都应具有的学问。

    有许多好奇者，曾以巨大的费用，他自己或者使别人，带着些学者和画家到东方去旅行，为的是在那里摹画一些简陋的房屋、辨认或抄录一些碑铭，他们的壮举是很令人惊异的。但是我很难理解，怎么在人们以渊博知识自诩的时代里，却找不到很好结合起来的两个人，一个富有资财，另一个富有天才，两个人都喜爱光荣，渴望名垂不朽，一个牺牲他两万银币的财产，一个牺牲他一生中的十年时间去作一次周游全世界的著名旅行。这样的旅行，并非总要研究岩石和植物，而是要考察一下人和风俗；在别人用了那么多世纪来测量和考察房屋以后，他们终于想到要认识认识房屋的居住者了。

    游历过欧洲北部和美洲南部的科学院院士们，他们多半是以几何学家的目的而不一定是以哲学家的目的到各地去视察的。虽然如此，由于他们既是几何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所以象拉·宫达明和毛拜尔都伊那样的学者们曾经观察和描写过的地方，我们便不能再认为那是完全不曾被人认识的地方了。曾象柏拉图那样游历过的珠宝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