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然而我知道我这部小说现在死寂了，我也知道它死寂的原因何在，但是它将来是一定要复活的。

    我的全部顾虑就是由于追求单纯而使故事的发展变得沉闷，我怕自己没有能力把趣味一直维持到底。有一个事实把我这种顾虑打消了，而单是这一事实，就比这部作品所给我招来的一切夸奖都更使我高兴。

    这部书是在狂欢节开始时出版的。一天，歌剧院正要举行大舞会，一个书贩把这部书送到达尔蒙王妃手里。晚饭后，她叫人给她上装，好去跳舞，然后一面等候，一面就拿这部新小说读将起来。半夜，她命令套车，接着又继续读。有人来报告说车套好了，她没有答话。她的仆从看她读得忘形了，便来报告她说，已经两点了。她说：“还不急，”仍然读个不停。过了一阵子，因为她的表停了，便揿铃问几点钟，人家对她说四点钟了。“既然如此，”她说，“赴舞会太迟了，把车上的马卸下吧。”她叫人给她卸装，然后一直读到天亮。

    自从人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之后，我老想见见达尔蒙夫人，不但要从她口里知道这件事是否完全真实，也因为我老是这样想：一个人对《爱洛伊丝》发生这样强烈的兴趣，准是有那种第六感，那种道德感，而世界上具有这种第六感的心灵太少了，没有这第六感，谁也不能了解我的心灵。

    使妇女们对我发生如此好感的一点，就是她们都深信我是写了自己的历史，我自己就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这种信念大根深蒂固了，以至波立尼亚克夫人竟写信给韦尔德兰夫人，托她求我让她看看朱丽的肖像。大家都深信，一个人不可能把他没有体验过的情感写得那么生动，也只有根据自己的心灵才能把爱情的狂热这样地描绘出来。在这一点上，人们想得是对的，的确，我这部小说是在最炽热的心醉神迷中写出来的；但是人们以为必须有实在的对象才能产生出这种心醉神迷的境界，那就想错了；人们绝对意识不到我的心能为想象中的人物燃烧到什么程度。要不是有若干青年时代的遥远回忆和乌德托夫人的话，我所感到的和描写的那些爱情只能是以神话中的女精灵为对象了。我既不愿肯定、也不愿驳斥一个于我有利的错误。人们从我单印出来的那篇对话形式的序言中就可以看到，我是怎样在这一问题上让社会自己去捉摸的。要求严格的德育家们说我应该把真象爽爽快快地说出来。而我呢，我就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非这样做不可，并且我相信，如果没有必要而作此声明，那就不是坦率而是愚蠢了。

    《永久和平》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版的。头一年我把稿子交给一位叫巴斯提德的先生了，他是《世界报》的主编，而且不管我愿不愿意，他一定要把我的全部手稿都塞到那家报纸去。他是杜克洛先生的熟人，就以杜克洛先生的名义来逼我帮他充实《世界报》。他听人说起《朱丽》，就要我把它拿到他的报上发表，他又要我把《爱弥儿》也在他的报上发表，如果他对听到一点风声的话，也会要我送给他的报纸发表的。最后，我被他麻烦够了，便决定把我那部《永久和平》的提要以十二个金路易的代价让了给他。我们原来约定只在他的报上发表，但是手稿一归他所有，他就觉得出单行本合适一一单行本有若干删节，都是审查官要求的。如果我把我对这书的评论也附上，那又该审查得怎样了呢？十分侥幸，我没有对巴斯提德先生谈起我那篇评论，它不在我们的合同范围之内。这篇评论现在还是手稿，同我的其他文稿在一起。万一有一天它被发表出来，人们将会看到，伏尔泰关于这一问题所开的那许多玩笑和所持的那种傲慢口吻，怎能不叫我哑然失笑！这个可怜人在他插嘴乱谈的那些政治问题上究竟见识如何，我可看得太清楚了。

    正当我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在女人方面赢得宠幸的时候，我感到我在卢森堡公馆里走下坡路了，倒不是在元帅先生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