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quo;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hellip;hellip;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hellip;hellip;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rsquo;rdquo;
这定下了全书的论辩和对抗的基调。在这对抗的基调后面,显然有着一种激烈的冲突,即卢梭与社会的冲突,这种冲突决不是产生于偶然的事件和纠葛,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阶级根由的。
卢梭这一个钟表匠的儿子,从民主政体的日内瓦走到封建专制主义之都巴黎,从下层人民中走进了法兰西思想界,象他这样一个身上带着尘土、经常衣食无着的流浪汉,和整个贵族上流社会当然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性的存在,它是各门科学研究的对象;后者是本原的存在,是,即使和同一营垒的其他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也有很大的不同。孟德斯鸠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的庄园、同时经营工商业的穿袍贵族,一生过着安逸的生活;伏尔泰本人就是一个大资产者,家有万贯之财,一直是在社会上层活动;狄德罗也是出身于富裕的家庭,他虽然也过过清贫的日子,毕竟没有卢梭那种直接来自社会底层的经历。卢梭当过学徒、仆人、伙计、随从,象乞丐一样进过收容所,只是在经过长期勤奋的自学和个人奋斗之后,才逐渐脱掉听差的号衣,成了音乐教师、秘书、职业作家。这就使他有条件把这个阶层的情绪、愿望和精神带进十八世纪的文学。他第一篇引起全法兰西瞩目的论文《论科学与艺术》(1750)中那种对封建文明一笔否定的勇气,那种敢于反对ldquo;人人尊敬的事物rdquo;的战斗精神和傲视传统观念的叛逆态度,不正反映了社会下层那种激烈的情绪?奠定了他在整个欧洲思想史上崇高地位的(1775)和《民约论》(1762)对社会不平等和奴役的批判,对平等、自由的歌颂,对ldquo;主权在民rdquo;原则的宣传,不正体现了十八世纪平民阶层在政治上的要求和理想?他那使得ldquo;洛阳纸贵rdquo;的小说《新爱洛伊丝》又通过一个爱情悲剧为优秀的平民人物争基本人权,而带给他悲惨命运的《爱弥儿》则把平民劳动者当作人的理想。因此,当卢梭登上了十八世纪思想文化的历史舞台的时候,他也就填补了那个在历史上长期空着的平民思想家的席位。
但卢梭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对一个平民思想家来说,是完全敌对的。从他开始发表第一篇论文的五十年代到他完成的七十年代,正是法国封建专制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他逝世后十一年就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时期,有几百年历史的封建主义统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长期以来,封建生产关系所固有的矛盾、沉重的封建压榨已经使得民不聊生,农业生产低落;对新教徒的宗教迫害驱使大量熟练工匠外流,导致了工商业的凋敝;路易十四晚年一连串对外战争和宫廷生活的奢侈浪费又使国库空虚;路易十五醉生梦死的荒淫更把封建国家推到了全面破产的边缘,以致到路易十六的时候,某些改良主义的尝试也无法挽救必然毁灭的命运了。这最后的年代是腐朽、疯狂的年代,封建贵族统治阶级愈是即将灭顶,愈是顽固地要维护自己的特权和统治。杜尔果当上财政总监后,提出了一些旨在挽救危机的改良主义措施,因而触犯了贵族特权阶级的利益,很快就被赶下了台。他的继任者内克仅仅把宫廷庞大的开支公之于众,触怒了宫廷权贵,也遭到免职。既然自上而下的旨在维护封建统治根本利益的改良主义也不为特权阶级所容许,那么,自下而上的反对和对抗当然更要受到镇压。封建专制主义的鼎盛虽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但专制主义的淫威这时并不稍减。伏尔泰和狄德罗都进过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