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仿佛万物生长着的田野。我从小喜欢各种半透明的东西：藕粉，浆糊，冰棍，果冻，文字，皮肤白的姑娘的手和脸蛋，还有高粱饴。但是自从知道饴糖厂能冒出这种臭味之后，我再也不吃高粱饴了。

    饴糖厂北行五十米，是北京联合大学机电学院。我们简称为机院，当时的校长常常恶毒地暗示，如果不好好学习，我们很有可能的下场是对门的机院。

    饴糖厂旁边是中国杂技团，不起眼的一栋楼，从来没有看见有演员在楼外的操场上排练，可能演员们也怕饴糖厂的臭味吧。总觉得杂技排练应该是充满风险的事情，时不常就该有一两个演员从杂技团的楼里摔出来，打破窗户，一声惨叫，一摊鲜血，一片哭声，然后我们就能跑下教学楼去凑热闹，然后救护车呼啸而至。但是，中学六年，这种事情一次都没发生。

    杂技团北边是假肢厂，做胳膊、腿之类的，塑料的、硅胶的都有。我曾经晚上翻墙进入假肢厂的仓库，偷过好几条胳膊和大腿，留到现在，还没派上用场。

    杂技团北边是三里屯汽车配件一条街，听说当时北京街上被偷的车都在这里变成零件，然后一件一件卖掉。后来，在三里屯北街火了之后，这里去了汽配商店，添了粉酷、法雨之类东西，就成了三里屯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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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配街往北，就是三里屯北街，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三里屯。

    我们的中学体育老师，军事迷，精研中日战争史，总说“二十一世纪，中日必有一战”，他觉得他有责任为中华民族准备好这场战争，总说“人种的强壮与否是关键”。一年十二个月里，除了六、七、八、九月四个月，他都逼我们长跑。

    我们跑出校门，跑到朝阳医院，跑到城市宾馆，跑到三里屯南街和三里屯北街的交汇处，跑到兆龙饭店，跑回校门。

    跑到三里屯南街和三里屯北街的交汇处，每次都接近体育老师所谓的“极点”，一使劲儿，肺叶就被吐出来。每次坚持着，耷拉着舌头东张西望，看着三里屯长起来。现有交汇处东南角的小卖铺，然后有三里屯北街的临建房，然后临建房开始卖酒，然后小卖铺砌成啤酒杯的形状。

    野蛮体育老师后来得了痔疮，痔疮后来厉害了，对我们的管束越来越松。上课就把我们撒出去跑步，回来就自己踢球，下课前不再集合。体育老师自己坐在一个破硬质游泳圈上，晒太阳，痔疮在游泳圈中间悬空，不负重不受压，他的表情愉悦幸福。

    我们不着急回学校踢球的时候，在极点到来之前，不跑了，到三里屯街角的小卖铺一人买一瓶北京白牌啤酒，牙齿开瓶儿，躲进三里屯北街的花坛，蛋屄蛋扯，就啤酒。

    有人说，他在这附近常常见到黑人，伸出手来，手掌赤红，仿佛猩猩。

    有人说，他家的北窗正对着某使馆，阳光好的时候，里面的人出来晒太阳，只包裹乳房和下体，裸露其余，从窗子里看过去，比鱼肚还白皙。他说这段话的时候，眼睛突出，瞳孔扩张，鼻孔一张一合。武官的儿子说，他有他爸带回来的望远镜，下午别上课了，一起去北窗瞭望。我们说：“同去，同去。”

    有人说，看多没劲啊，最好能摸，最好能抱。“初冬天，刚来暖气，抱个人在被窝儿里，美啊。”

    估计在简陋的环境里，理解力发育也晚，我当时实在无法理解在被窝儿里放另外一个人的好处，就像我无法理解体育老师痔疮的痛苦一样。我只是在旁边安静听着，喝着啤酒，觉得岁月美好，时间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