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所必至地需要一种文学——许是一种宣传的文学——， 但现在的他们的趣味还浮浅得很，他们的喉舌也还笨拙得很，他们是不能创作出什么来的。 因此，在这上面暂时留下了一段空白。而Ｐｅｔ＃ｙＢｏｕｒDｇｅｏｉｓｉｅ，在革命 的前夜，原有很多人甘心丢了他们的学术，文学，艺术，想去一试身手的；但到了革命开始 以后，真正去的是那些有充足的力量，有浓厚的兴趣的。此外的大概观望一些时，感到自己 的缺乏，便废然而返了。他们的精神既无所依据，自然只有回到学术，文学，艺术的老路上 去，以避免那惶惶然的袭来。所以文学的复兴，也是一种当然。一面革命的书籍似乎已不如 前几年的流行；这大约因为革命的已去革命，不革命的也已不革命了的缘故吧。因而文学书 的需要的增加，也正是意中事。但时代潮流所激荡，加以文坛上革命文学的绝叫，描写革命 气氛的作品，现在虽然才有端倪，此后总该渐渐地多起来的吧。至于真正的革命文学，怕不 到革命成功时，不会成为风气。在相反的方向，因期待过切，忍耐过久而失望，绝望，因而 诅咒革命的文学，我想也不免会有的，虽然不至于太多。总之，无论怎样发展，这时代的文 学里以惶惶然的心情做骨子的，Ｐｅｔ＃ｙ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气氛，是将愈过愈 显然的。

    胡适之先生真是个开风气的人；他提倡了新文学，又提倡新国学。陈西滢先生在他的 《闲话》里，深以他正向前走着，忽又走了回去为可惜。但我以为这不过是思想解放的两 面，都是疑古与贵我的精神的表现。国学成为一个新运动，是在文学后一两年。但这原是我 们这爿老店里最富裕的货色，而且一向就有许多人捧着；现在虽加入些西法，但国学到底是 国法，所以极合一般人的脾胃。我说“一般人”，因为从前的国学还只是一部分人的专业， 这一来却成为普遍的风气，青年们也纷纷加入，算是时髦的东西了。这一层胡先生后来似颇 不以为然。他前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的席上，曾说研究国学，只是要知道“此路不 通”，并不是要找出新路；而一般青年丢了要紧的工夫不做，都来拥挤在这条死路上，真是 很可惜的。但直到现在，我们知道，研究学术原不必计较什么死活的；所以胡先生虽是不以 为然，风气还是一直推移下去。这种新国学运动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历史癖与考据 癖”一语括之。不过现在这种“历史癖与考据癖”要用在一切国故上，决不容许前人尊经重 史的偏见。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一九二六始刊词》里，说这个意思 最是明白。这是一个大解放，大扩展。参加者之多，这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运动盛于北 京，但在上海也有不小的势力。它虽然比新文学运动起来得晚些，而因了固有的优势与新增 的范围，不久也就赶上前去，骎骎乎与后者并驾齐驱了。新文学销沉的时候，它也以相同的 理由销沉着，但现在似乎又同样地复兴起来了——看年来新出版的书目，也就可以知道的。 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担心着政治风的袭来的，这是个更安全的逃避所。所以我猜，此后 的参加者或者还要多起来的。

    此外还有一件比较小的事，这两年住在北京的人，不论留心与否，总该觉着的。这就是 绘画展览会，特别是国画展览会。你只要常看报，或常走过中山公园，就会一次两次地看见 这种展览会的记载或广告的。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展览，我推想高兴去看的人大约很多。而 国画的售值不断地增高，也是另一面的证据。上海虽不及北京热闹，但似乎也常有这种展览 会，不过不偏重国画罢了。最近我知道，就有陶元庆先生，刘海粟先生两个展览会，可以作 例。艺术与文学，可以说同是象牙塔中的货色；而艺术对于政治，经济的影响，是更为间接 些，因之，更为安静些。所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