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教科书，但不是文学。如《湘夫人》歌：“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本是白描的好文学，却被旧注家加上“言君政急则众民愁而贤者伤矣”（王逸），“喻小人用事则君子弃逐”（五臣）等荒谬的理学话，便不见它的文学趣味了。又如：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

    这四句何等美丽！注家却说：屈原托与湘夫人，共邻而处，舜复迎之而去，穷困无所依，故欲捐弃衣物，裸身而行，将适九夷也。远者谓高贤隐士也。言己虽欲之九夷绝域之外，犹求高贤之士，平洲香草以遗之，与共修道德也。（王逸）

    或说：袂褋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复背己，无所用也，故弃遗之。……杜若以喻诚信：远者，神及君也。（五臣）

    或说：既诒湘夫人以袂褋，又遗远者以杜若，好贤不已也。（洪兴祖）

    这样说来说去，还有文学的趣味吗？故我们必须推翻屈原的传说，打破一切村学究的旧注，从《楚辞》本身上去寻出它的文学兴味来，然后《楚辞》的文学价值可以有恢复的希望。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胡适文存二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