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被选为素食者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我决定参加该委员会的每一次会议，可是我总感觉舌结说不出话来。有一次奥德菲尔德博士对我说：“你同我讲话很自然，可是在委员会的会议上，你为什么从不开口呢？你是一只雄蜂吧？”我很欣赏这个揶揄。蜜蜂是很忙碌的，雄蜂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懒汉。在这些会议上，当大家发表意见时，我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这并不是一件小小的怪事。倒不是我从来就不想讲话，但我总是不知如何表达自己，在我看来，其他所有的委员都比我懂事得多。有时正当我鼓起足够的勇气想要发言的时候，大家又常常开始讨论另一个新问题了。这种情形延续了一个很长时期。

    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引起了争论。我以为缺席是不应当的，而且感觉到投一张沉默的票是一种懦弱的表现。这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协会的主席希尔斯先生原是泰晤士钢铁工厂的老板，他是一个清教徒，协会的生存可以说实际上是依靠他的资助。委员会的很多委员多多少少都是受他庇护的。享有素食者声誉的艾林生医师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他是当时新兴的节制生育运动的倡导者，并在工人阶级中间宣传节育方法。希尔斯先生认为这些方法正是要在道德的根蒂上开刀。他以为素食者协会的宗旨不仅是在讲饮食，而且还应该进行道德改革，因此象艾林生医师这样一个持有反清教徒观点的人，就不应当被容许留在协会里，因此建议开除他的会籍。这问题深深引起了我的关怀。艾林生医师关于人工节育的方法，我以为这种观点是危险的。我还相信希尔斯先生作为一个清教徒，是有权利加以反对的。我对希尔斯先生的为人和他的慷慨也很尊敬。然而仅仅因为有人不承认清教徒的道德观念为协会的宗旨之一，就把他从素食者协会排除出去，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不合适的。希尔斯先生关于从协会中开除反清教徒的看法是他个人的观点，和协会所宣布的只是提倡素食并非倡导什么道德制度的宗旨是不相干的。所以我认为任何一个素食者，不论他对于其他的道德具有什么看法，都可以成为协会的会员。委员会中还有别的委员和我持有同样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有必要亲自表示我自己的意见。怎样表示法倒是一个问题。我没有勇气讲出来，因此决定把我的想法写下来。我就带着这份书面的东西去参加会议。就我所记得的，我当时甚至连宣读它的能力也没有，主席不得不找人代读。艾林生医师那天是失败了。这样，在这类问题的斗争中，第一个回合我就发现自己是在失败者这一边了。然而我以为我所做的是正当的，并以此自慰。我还依稀记得这事情发生过后，我就向委员会提出辞呈了。

    我在英国的整个时期，一直保持了这种羞涩。有时我去作应酬性的拜访，如果在座的有半打以上的人，甚至也会使我说不出话来。

    有一次我和马兹慕达先生一齐到文特诺去。我们住在那里一个素食者家里。《饮食伦理学》的作者霍华德先生也住在这一个避暑盛地。我们见过他，他邀请我们到一个会上去为提倡素食讲演。我已明白在会上念讲稿的做法并不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我知道有很多人为了讲话前后连贯而简洁，是这样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即席讲话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就把我的讲稿写下来。我在会上站起来宣读，可是读不出来。我的眼睛变得朦胧了，而且我还发抖，虽然我的讲稿总共不过一页。马兹慕达先生不得不代我宣读。他自己的讲话不用说是很漂亮的，博得了不少掌声。我自己感到很难为情，心里为自己的无能而悲伤。

    我在英国作公开讲话的最后一次努力是在我离英返国的前夕。可是这一次我还是闹了笑话。我邀请我的索食朋友们到前边谈过的贺尔朋饭店去吃饭。我对自己说：“素餐当然只能在素食馆里吃。可是为什么不可以到一家非素食饭店去吃呢？”我就同贺尔朋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