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船上一点也不觉得晕船。但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我却感到局促不安。我对侍者讲话都觉得难为情。我很不习惯用英文讲话，而除了马兹慕达先生以外，所有二等舱的乘客都是英国人。我不敢和他们交谈，因为当他们和我谈话的时候，我简直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即使听懂了，我也回答不了。我得先在心里打好腹稿才讲得出口。我不晓得怎样使用刀叉，而且不敢问明菜单上有哪些素菜。所以我一直不敢到餐厅里去吃饭，总是叫到房间里来吃，而这些菜主要的全是甜品和水果，这些东西我自己都带了。马兹慕达先生却没有什么困难，他和每一个人都合得来。他常常在甲板上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我却成天躲在房里，只有等到人很少的时候，才敢走上甲板。马兹慕达先生一直劝导我多和乘客们来往，多和他们随便谈谈。他告诉我，当律师的应有悬河之口，还为我叙述他的业务经验。他劝我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讲英文，不要怕讲错，因为这对于应用一种外国语言显然是无可避免的。然而怎么说我也克服不了我的羞涩。

    有一个英国旅客待我很好，他拉我攀谈起来。他的年纪比我大。他问我吃了什么，做什么的，上哪儿去，为什么害羞等等一连串的问题。他还劝我到餐厅吃饭。他笑我坚持不吃肉，当我们经过红海的时候，他用一种友好的口吻说：“现在当然不成问题，但是到了比斯开湾，恐怕你就得修正你的决定了。而且英国是那么冷，如果不吃肉就无法生活。”

    “可是我听说人们不吃肉也能在那里生活，”我说道。

    “我告诉你，这是瞎扯，”他说。“就我所知，那里的人没有一个不吃肉的。难道你不明白我并没有叫你喝酒吗，虽然我自己是喝酒的？可是我认为你应当吃肉，因为不吃肉便活不下去。”

    “我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已经庄严地答应了我母亲不吃肉，所以我连想都不敢想要吃肉。如果不吃肉确实活不了，我宁肯回印度去，也不能因为要在那里住下去而吃肉。”

    我们终于进入了比斯开湾，然而我并不觉得需要吃肉或喝酒。有人劝我准备一些不吃肉的证件，我就请那位英国朋友给我开一份，他高兴地给了我一份证书，我把它珍藏了很久。

    然而后来我知道连肉食者也可以弄到这种证书，它对于我就完全丧失了它的魅力了。如果我说的话都不能算数，弄到一份证书又有什么用呢？

    不管怎样，就我记忆所及，我们终于在一个星期六到达了南安普顿。我在船上穿的是一套黑西服，朋友们给我买的那套白法兰绒，我是特意留到上岸时才穿的。我原来以为上岸的时候穿白衣服比较体面，所以我就穿上了那套法兰绒衣服。那时已经是九月的最后几天了，上岸以后才发现只有我一个人穿这种衣服。我把所有的衣箱和钥匙都交给格林德利公司的代理人托运，因为我看见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自己也就照办了。

    我带了四封介绍信，分别给皮·捷·梅赫达医师，达巴特朗·苏克拉先生，兰吉特辛吉亲王和达达巴伊·瑙罗吉。船上有人劝我们住到伦敦的维多利亚旅馆。马兹慕达先生和我都接受了这个意见住到那个旅馆里去。只有我一个人穿白衣服这件事，使我越想越不好受。到了旅馆以后才晓得我的东西要到第二天才能够从格林德利公司那里取出来，因为那天正是星期天，这使我更为局促不安。

    我在南安普顿给梅赫达医师发了一封电报，他当天晚上八点钟左右便来看我。他热烈地欢迎我，却笑我还穿着法兰绒的衣服。我们谈话的时候，我无意中拿起他的礼帽，要试试它多么光滑，因为不懂得纹理，竟用手把绒毛弄乱了。梅赫达看见我这种行为，多少有些生气。他想阻止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这件事是对于未来的一个警告，这是我学习欧洲礼节的第一课。梅赫达医师幽默地给我详细讲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