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忽然有个青年来找我，中等身材，面目朴野，不待开口，我就估想他是来自我的家乡。接谈之下，果然是苗族自治州泸溪县人。来作什么？不让家中知道，考音乐学院乐昙才十九进二十，走出东车站时，情形可能恰恰和三十四五年前的我一样，抬头第一眼望望前门，“北京好大！”

    北京真大。我初来时，北京还不到七十万人，现大已增过四百万人。北京的发展象征中国的发展。真的发展应从解放算起。八年来政府不仅在市郊修了几万幢大房子，还正在把全个紫禁城内故宫几千所旧房子，作有计划翻修，油漆彩绘，要做到焕然一新。

    北京每一所机关、学校、工厂、研究所，新房子里每一种会议，每一张蓝图完成，每一台车床出厂，都意味着新中国在飞跃进展中。正如几年前北京市长提起过的，“新中国面貌的改变，不宜用十天半月计算，应当是一分一秒计算。”同时也让世界上人都知道，真正重视民族文化遗产，保卫民族文化遗产，只有工人阶级的共产党领导国家时，才能认真作到。北京是六亿人民祖国的心脏，脉搏跳动得正常，显示祖国整体的健康。目下全国人民，是在一个共同信仰目的下，进行生产劳作的：“建设祖国，稳步走向社会主义。”面前一切困难，都必然能够克服，任何障碍，都必需加以扫除。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作得到这样步调整齐严肃，有条不紊。

    我离开家乡凤凰县已经四十年，前后曾两次回到那个小县城里去：前一次是一九三四年的年初，这一次在去年冬天。最初离开湘西时，保留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有两件事：

    一是军阀残杀人民，芷江县属东乡，一个村镇上，就被土著军队用清乡名义，前后屠杀过约五千老百姓。其次是各县曾普遍栽种鸦片烟，外运时多三五百担一次。本地吸烟毒化情况，更加惊人，我住过的一个部队机关里，就有四十八盏烟灯日夜燃着。好可怕的存在！现在向小孩子说来，他们也难想象，是小说童话还是真有其事！一九三四年我初次回去时，看到的地方变化，是烟土外运已改成吗啡输出，就在桃源县上边一点某地设厂，大量生产这种毒化中国的东西。这种生财有道的经营，本地军阀不能独占，因此股东中还有提倡八德的省主席何健，远在南京的孔祥熙，和上海坐码头的流氓头子。这个毒化组织，正是旧中国统治阶级的象征。做好事毫无能力，做坏事都共同有分。

    我初到北京时，正是旧军阀割据时期。军阀彼此利益矛盾，随时都可在国内某一地区火并，作成万千人民的死亡、财富的毁灭。督办大帅此伏彼起，失败后就带起二三十个姨太太和保镖马弁，向租界一跑，万事大吉。住在北京城里的统治上层，生活腐败程度也不易设想。曹锟、吴佩孚出门时，车过处必预洒黄土。当时还有八百“议员”，报纸上常讽为“猪仔”，自己倒乐意叫“罗汉”。都各有武力靠山，各有派系。由于个人或集团利害易起冲突，在议会中动武时，就用墨盒等物当成法宝，相互抛来打去。或扭打成伤，就先去医院再上法院。政府许多机关，都积年不发薪水，各自靠典押公产应付。

    高等学校并且多年不睬理，听之自生自灭。但是北京城内外各大饭庄和八大胡同中的妓院，却生意兴隆，经常有无数官僚、议员、阔老，在那里交际应酬，挥金如土。帝国主义者驻京使节和领事，都气焰逼人，拥有极大特权，乐意中国长处半殖民地状态中，好巩固他们的既得特别权益，并且向军阀推销军火，挑拨内战。租界上罪恶更多。社会上因之又还有一种随处可遇见的人物，或是什么洋行公司的经理、买办、科长、秘书，又或在教会作事，或在教会办的学校作事，租界使馆里当洋差……身分教育虽各不相同，基本心理情况，却或多或少有点惧外媚外，恰像是旧社会一个特别阶层，即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