懦弱和姑息，也源于国共两党内战前后的利益诉求，同时也有当时国际“冷战”格局的大背景。在对待中日关系上，中国人民固然应当本着“向前看”的原则，却必须首先明确昔日的罪与责、是与非、善与恶。

    日本民族奉行力量崇拜，认为日本是被美国打败的，因此愿意服从美国的占领；但他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并不服气，始终不肯向亚洲人民低头道歉。

    在抗战前夕就对日本有相当研究的王芸生，在战后实地考察了日本之后，概括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普遍看法：“大致说来，一般日本人对于中国有两种不同的感识存在着：一种以为中国人不是自力战胜日本的，竟参加联合国逞威风，满心不佩服。另一种思想，以为日本人虽已被逐出中国，或者有一天会欢迎日本人。以前日本人靠着武力侵入中国，是不好的；从此以后，或者能够以同文同种的关系，真正的友好共存，中国是需要日本人的技术的。这两种思想，究竟谁占多数，那就很难说了。”在中国军民都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时，王芸生的这番话显然并不悦耳，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份报告。

    对于未来的中日关系，王芸生充满了忧虑，他写道：“日本人是不会忘情于中国的。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无论三教九流，问起来，差不多都曾到达过中国。这些人，当他们吃不到糖时就想念台湾，缺盐时想念长芦，缺煤烧时，就会想念我们东北，缺纸张时就要想念库页岛。中日关系总是要恢复的，空洞的胜利之念对将来是无用的。”这种忧虑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一个爱国者的远见卓识。

    战后六十年，在钓鱼岛主权争端中，日本一直以赤裸裸的武力处置国际纠纷。

    无数的历史记录和图示可以证明，钓鱼岛群是中国的神圣领土。钓鱼岛的面积虽然只有七平方公里，但它决定着周围二十万平方公里海域的归属。该海域还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还具有重要的海洋战略地位。

    日本对钓鱼岛的觊觎由来已久，并企图通过对钓鱼岛的吞并，将其海防线延伸三百海里，从而实现其“千里海防”的战略构想。因此，尽管中方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良好意愿，日本却不顾中方的多次声明，擅自在岛上修建临时机场等工程，海上保安厅定期派遣军舰及直升机在该海域巡逻。当中国渔船在该海域作业时，日本竟然出动军舰以武力加以驱逐，其对国际法的蔑视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日，日本通过了建立二百海里排他性的“专属经济区域”的法律，将钓鱼岛包括在内。日本政府支持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民间组织“日本青年社”登岛挑衅。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民间的保钓运动就在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留学生当中如同星星之火般展开了。两岸四地以及侨居海外、具有民族气节和良知的中国人，无论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的分歧，但在捍卫钓鱼岛的主权上，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

    一九九六年，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毓祥驾小船前往钓鱼岛，以实际行动申明中国人民锲而不舍的保钓精神。然而，就在小船即将靠近钓鱼岛的时候，日本军舰故意将其撞翻。陈毓祥不幸牺牲，蓝天碧海容纳了这位勇士的英灵。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五位保钓人士驾驶一艘小渔船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在即将到达钓鱼岛的时候，他们遭到日本方面六艘军舰和两架直升飞机的拦截。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国的七名保钓人士成功登上钓鱼岛，随后遭到日本警方的扣押。两天之后，七位中国公民被日方释放回国。耐人寻味的是，日本以政府行为和军事力量来实现对钓鱼岛的占领，而中国的保钓运动却只能以民间的方式艰难地展开。

    和平不是通过放弃国家利益、对外示弱就可以实现的。尊严不是别人赐予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