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尔滨召开，有三个来自浙江义乌崇山的细菌战受害人出席，他们得到日本民间和平组织“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的援助。他们准备向日本法庭起诉，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

    崇山是王选的故乡！她童年的记忆被激活了。在那场浩劫中，王选家族有八口人罹难，义乌崇山村有三百九十六个村民死于鼠疫。王选设法联系到日本市民团体成员松井英介和森正孝，她告诉他们说：“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是义乌人，我有义务。”懂得日语、英语、崇山方言的王选意识到：“我是一根红线，我可以方便地穿梭在中国、日本、美国之间，只有我能把这些老头老太太串起来。”

    于是，王选在日本读书、工作的平静日子结束了。

    这是一场“路漫漫而修远兮”的官司，但是对于王选和她的同伴们来说，则是“吾将上下而求索”。岁月与病魔无情，二十九名原告团中，数名已经高龄的成员已经撒手人寰。还有人不想再告了，因为八年调查取证、诉讼开始后的五年间二十七次的开庭，当事人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身心俱疲。

    中国民间索赔之路为何难于上青天？一方面，中国没有发达的民间组织和基金会，为之提供各种支援和帮助；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方面一直不愿正视若干战争遗留问题。其实，有识之士早已指出：“日本遗留化学武器事件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活历史，是检验日本政府如何对待侵华战争历史的标尺。”只要日本政府遵守中日两国之间签订的三个政治文件的基本原则，深刻反省侵略战争历史，切实承担战争责任，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结果是：驳回原告要求日本政府道歉与赔偿的要求，但是破天荒地确认了日军细菌战的罪恶史实。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东京地方法院审判长片山良广在法庭上郑重宣布，日本政府在对待日军当年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问题上态度怠慢，日本要向中国的十三名原告作出总额约一亿九千万日元的赔偿。日本媒体指出，这一判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法庭上宣读的判决书认为，旧日军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和炮弹，是附随战争行为的组织行为，是国家行使权力的结果。作为日本国，其后采取置之不理的怠慢做法，这也属于国家行使权力行为。本来，日本政府可以通过询问旧军队的有关人员和调查军队留下来的相关资料，详细掌握遗弃的化学武器情况。即使中日恢复邦交后，日本国仍没有履行这一义务，导致化学武器伤人事故的发生。这种怠慢做法属于违法的权力行为。按照日本赔偿法，受害者应得到赔偿。关于时效问题，判决书认为，日本国在战后和中日两国复交后都没有对伤害事件进行调查以及向中国提供防止伤害事件发生的信息，提出时效问题没有丝毫的正当性。日本政府以时效已过为由回避赔偿是明显有悖于正义和公平理念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三天之后，日本政府没有接受这个判决而提出了上诉，这场本该划上句号的官司还将推展到下一阶段。王选们表示，他们将奉陪到底。

    八年来常常啃烧饼、宿车站的王选为对日民间索赔运动奉献出了一百万日元之巨的“自费”。是的，“自费”二字在中国有着特别的含义。

    在“为人民服务”这一冠冕堂皇的旗号下，各级官僚每年公款吃喝嫖赌就花费了数千亿人民币。然而，在大会小会上振振有词地宣讲“爱国主义”的官僚们，却从来没有给予王选和原告们任何资助。在市民社会刚刚开始萌芽的中国，也没有企业家、基金会和民间组织愿意成为公益事业的强大后援。因此，中国公民个体的索赔之路比任何国家都要走得艰辛和困难。

    我们在敬重王选这一“蚂蚁挑战大象”的事业的同时，又不能不遗憾地承认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