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人能学到现代世界文明公民应有的社会习惯。正如梁启超所说：“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

    中国留学生在横滨、神户或长崎一登岸，就急急忙忙剪掉标志着政治和文化粗俗野蛮的辫子。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对自己模棱两可的处境很敏感。一方面，日本从与西方列强相比的不平等地位摆脱出来的惊人成功，是中国人要效仿的榜样。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到达东京时，日本已经是帝国主义俱乐部中完全合格的成员，日本宣传机构正在冷酷无情地嘲弄留着辫子、傻头傻脑的中国佬。

    初到日本的中国青年，一般都会经历一段“文化震撼”的心理过程。如何适应一种更加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如何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民族尊严，是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必须面临的难题。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留日学生数量的起伏波动，成了中日关系升降变化的晴雨表，但一般趋势是上升。

    一八九七年留日学生不过数十人，而到了一九零二年至一九零三年的冬天，官方统计的留学生已达七百六十三名。从一九零四年到一九零六年，留学热潮达到了顶点，增长的原因主要是日本战胜了俄国和中国废除了科举考试。据估计，这几年每年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达到了八千人，超过了到西方国家留学人数的总和。他们都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五岁左右。三分之一以上的留学生曾经是士官学校的士官生，去那里的投考者是为进入日本军事学院作准备。

    当时担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是积极推行新政的地方大员。袁世凯制定了派遣官员到日本游历的具体措施，其中明确规定：“实缺州县人员，除到任已久、未便令离职守外，其余新选新补各员，未到任以前，酌给津贴，先赴日本游历一个月。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国，然后饬赴新任，并责令呈验日记以证心得，数年以后，出洋之地方官日见增多，庶新政不致隔膜。”这一政策的推行，使得直隶成为各省中改革的先锋。

    二十世纪初，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遍及各个方面：中国的教育、军事、警察和监狱系统、法律、司法和宪政改革，都是以日本为榜样。

    一九零五年，随着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也达到了顶峰。小小的日本成功地战胜了庞大的沙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标志着立宪政治战胜独裁统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白人并非天生就比黄种人优秀，其关键在于采取何种政治制度。曾经考察过日本的工业、教育和政府的张謇由帝国状元变成了立宪派领袖。一九零五年六月四日，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封疆大吏联名上奏，要求立宪。

    在此后关于立宪的讨论中，日本模式成为首选。一九零六年，李提摩太声称：“北京可能注视着东京，很明显，日本对中国十八省的影响在不断地扩大，日本的旅游者、商人、教员、军事教官，在帝国无远弗至。中国贵族和统治阶级成千上万子孙在日本受教育，回国后按在日本所学，依样画瓢。”

    一九零七年，满清政府成立了宪政编查馆，主要负责以明治宪法为榜样，草拟宪法大纲。它有职员一百六十人以上，其中五十人是国外留学的专家或曾参加调查团，而这五十人中有四十人曾到过日本。更有意义的是，该馆重要的编制局有二十九人，在曾经到过外国的十九人中，十六人是曾到过日本的。

    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文化输出国。从一九零一年到一九一二年期间，从各种语言翻译成中文的五百三十三种著作中，日语翻译的达百分之六十以上。现代中国许多伟大的知识分子，都是从翻译日文著作开始了解现代学科的。章太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