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而现在反过来了，成了中国人到日本去。

    中日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后汉书·东夷传》中也记载：“安帝永初元年（即公元一零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即奴隶）百六十人愿请见。”一七八七年，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志贺岛发现了铸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一方，证明了中国文献的真实性。

    在《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中，已经有了对日本的比较详细的记载，此记载比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早了四百年左右。以后在中国的官修正史中，大都列有日本传。

    从隋唐时代开始，日本皇室为汲取唐王朝的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多次派遣使团到中国来访问。从公元六三零年到八九四年，从日本到达长安的遣唐使团就达十三次。初期的使团有两百五十人，后期则有五百人，最多时候多达六百多人。在遣唐使中出现了许多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阿倍仲麻吕长期在唐朝宫廷中任职，最高担任过正三品的镇南节度使。他是李白和王维的好朋友，互相之间经常诗歌唱和。吉备真备将《唐礼》带回日本，日本宫廷的礼仪均仿此制定；空海将佛学真谛带回日本，开创了日本的山岳佛教。

    以奈良、平安时代的律令制为代表，日本的许多制度文化都是仿效中国而来的。从大化革新到德川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政治、社会体制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

    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多数日本人的行为规范。从日本最早的学校寺子屋到幕府末期的藩校，所用的教材几乎全是中国的古典著作。、唐诗对上层日本人而言，已然成了日本自己的古典文化。

    在江户时代，朱子学说成为当时的正统思想，被视作“国学”。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中国思想也影响到一般民众，中国的古典世界同时也成为日本人的知识宝库。朱子学说不仅

    仅被视作中国哲学，而是被看成一种世界观。

    日本历史学家安藤彦太郎在《中国语与近代日本》一书中指出：“明治以来，日本一方面看不起现实的中国，另一方面对古典世界中的中国甚为尊重。这种分裂的中国观起因于日本自古以来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近代以前的中日关系是中国文化圈内朝贡体系的典范，尽管出现过倭寇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插曲，但日本一直把中国当作最好的老师。近代以来，中日之间“老师”与“学生”的地位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中国对这一逆转反应迟钝。

    近代第一个自觉地把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当作老师来看待的知识分子是黄遵宪。一八七七年，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同清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赴日本。他在公务之余搜集日本历史资料，特别是关于“明治维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资料，用九年时间，呕心沥血地完成了《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

    黄遵宪在《lt;日本国志gt;书成志感》一诗中说：“千秋鉴借吾妻镜”，显然他希望满清王朝能把日本明治维新当作借鉴，推进政治改革，挽救国家危急。《日本国志》是一本近代研究日本的集大成的著作，又是提倡仿效日本变法维新的重要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此后的戊戌变法。

    一八八八年秋，黄遵宪带着《日本国志》稿本北上入京。当时，总理衙门章京袁昶看了之后，认为此书“翔实有体”，赞赏不已。然而，黄遵宪很快被任命为驻英参赞，后来又转任新加坡，没有机会留在国内从事他的政治改革计划。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真正认识到明治维新的意义和价值，却是在甲午战争惨败之后。

    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召黄遵宪回国协助改革，黄遵宪在南京将已经刊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