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广州虎门，站立着一尊威武不能屈的林则徐塑像。被誉为近代中国放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晚清重臣林则徐，在这蓝天白云之下，闲看月圆月缺，静听潮起潮落，

    在日本浦贺的街头，也站立着一尊威风凛凛的塑像。奇怪的是，他不是亚洲人的相貌，反倒是一个高鼻、凹眼、卷发的西方人。他就是美国海军将军佩里，是第一个用舰队叩开日本国门的、不折不扣的侵略者。

    十九世纪中期，是远东局势激变的时代，中日同为遭受西方列强凌辱的弱国，共同面临新的危机，处境相若，利害相近，回应办法却有天壤之别。

    一百多年后，中国人牢牢记住了鸦片战争中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而日本人却牢牢记住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异邦人佩里。

    这两尊截然不同的塑像，留给后人几多的悲喜，几多的思考。

    这两尊迥然不同的塑像，背后其实已经隐藏了中日两国近代历史的歧路。

    一种伟大的文化形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创造的智慧，二是收容的能力。数千年以来，中国文化虽然以创造为主，也吸收了不少外来的成分，所谓“有容乃大”。在辉煌的治世，中国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吸取其他文化的优长，中国人也以开放的心胸应对其他文明的挑战；而在衰微的末世，中国文化则以严重的惰性拒绝与外来文化平等对话，中国人也以保守的姿态惊恐地注视着强敌的来临。

    元明以后的中国文化，逐步进入了静止的状态。近代之前，华夏文化没有遭遇过真正具有颠覆性的挑战，即便是夺取了中央政权的异族统治者，也不得不接受汉族文化的同化。久而久之，中国人的自信心膨胀为自大感，以为华夏文化至高至善，只要坚守不渝、墨守成规，就可以战胜强敌。

    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在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如同春蚕化蝶，一日千里。在政治上，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继兴起，如英国的议会政治和内阁制度的确立，美国的独立革命，法国的大革命，自由和人权的观念在欧洲、美洲生根发芽；在科学技术上，自牛顿之后种种重大发明都在这个时期出现，生产技术随之改进，工业革命更是空前的大事，影响了整个人类的生活。

    而中国、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却继续维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对国际大势的变化一无所知。无论是中国的满清统治者还是掌握着日本政权的幕府首脑，都在国内实行严厉的思想控制和专制统治，剥夺民众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被禁锢于考据学的范畴之内，与实际生活脱节，普通民众更是丧失了创造力和想象力。

    一八零八年，英国军舰闯入日本长崎，负责长崎地区军政事务的佐贺藩没有能够及时制止，长崎地方官员松平康英因此引咎自杀。这一事件发生之后，掌握日本统治权力的德川幕府命令加紧海防。此后数十年间，英、美捕鲸船不断出没日本近海，外强中干的幕府颁布了“外国船驱逐令”。

    一八四零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给日本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在此之前，日本文化阶层和普通民众心目中，中国一直是天朝大国的形象。如今，中国在船坚炮利的西方面前居然不堪一击，这令日本联想起自己岌岌可危的处境来。于是，幕府开始聘请军事专家高岛秋帆制造枪炮、改革兵制，以应对时局变化。

    一八四八年，美国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大获全胜，由此美国决心向太平洋扩张，使用武力逼迫日本开放港口。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美国总统费尔摩派遣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远赴日本交涉。一八五三年六月三日，四艘漆成黑色的军舰驶进日本江户湾浦贺港。佩里要求幕府接受美国总统国书，并威胁说：“若不受理，舰队就开进江户与将军直接谈判，否则万一开战，美国必胜